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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大正式放话要搬离湖南，“迁都”北京。看来这回是要动真格的了，但终归还是跟地方政府赌气——难道就没有一点回旋余地？搬离对远大果真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么？ 当地政府对此的态度是“不紧张、不敏感、不强留”。远大是全国的知名企业、湖南的纳税明星企业，对其“负气出走”，当地政府真的就这么超脱？ 政企关系闹到这般地步，远大、当地政府难道各自就没有一点反思么？ 调  查 “远大搬离”事件真相 刘光辉/文 8月29日，湖南远大执行总裁张跃就“远大搬离事件”作出首次证实：远大将在10月份从长沙“迁都”北京，搬走科研中心、营销中心、服务中心，长沙的“远大城”将成为纯粹的“生产基地”。此语一出，舆论一片哗然。 有人扼腕：“政府就这么眼睁睁看着远大搬走而袖手旁观么？” 有人质疑：“远大是不是拿话吓人？” 有人困惑：“政企关系怎么闹得这么僵？” ---关于远大搬家的原因，眼下远大空调有限公司所在地长沙流传着诸多版本，孰是孰非，因为远大公司的讳莫如深，一直云遮雾罩。笔者受《商界名家》委托，最近就远大搬家事件的真相全面展开了调查。 远大对政府的“若即若离” 远大是湖南乃至全国都有名的企业。从1988年创产至今，它已经创下了偌大一份产业。它是中国空调行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最高的企业，连续7年无贷款；它是中国第一家拥有直升机和公务机的民营企业，企业净资产达到17个亿；企业2000年交纳的税收在全国民营企业中居第5位；是湖南省唯一一家连续6年纳税超过1亿元的民营企业；是中国机械行业人均缴税最高的企业；企业的创始人张剑与张跃两兄弟的财产在大陆富人榜中居25位。 远大发展壮大了，经营的舞台不再局限于地方，而是面向全国、全世界——毫无疑问，远大成为了湖南地方的骄傲。但是政企之间的关系却随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走出国门的远大在管理理念上提出很多属于自己的东西，也就是它所说的“走的自己的路子”。不知不觉中，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由亲密演变成了有效地保持距离。 远大的总裁张跃在去年底举行的“中国入世网上峰会”上曾经说：“我们公司13年来，没有明显地感觉到国家的政策法规方面有什么样的约束。加入世贸以后，地方政府对企业的态度应该是更加让它自主经营。国有企业家也应该这样想。中国的改革不可能走回头路了，要让那些改革比较好的企业大胆地经营。我觉得始终要注意自己独特的能力，如果说你在某一方面有独特的能力，你可以大胆地去做。”远大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在记者的许多次采访中，不少大企业都曾经提到要走的问题。不可否认，这些企业的出走中，有经济环境不好的原因，但全部是经济环境的过错吗？ 并非完全如此。事实上一些企业在发展壮大之后，明显地表现出了两种心态。第一：对级别不高的，没有什么大用处的，便不理不睬。喜欢戴高帽子，对社会的一些活动不闻不问，却要享受最好的待遇。我可以不理你，但是你不能不理我。在我和别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政府的处理也要一边倒等等。第二就是上面所说的另外一种心态：企业自认为它纳了税，为社会做出了贡献。其它一切活动都是企业的独立行为，对于非赢利事务，则可以完全抛之一旁。 对于企业的这种比较“单纯”心态不可一概而论，一个成熟的企业也有很多需要不断完善的地方。但是很明显地也对我们政府工作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加入WTO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也日益临近，政府的职能转变应该抢在前面一步。政府不仅要对企业进行引导和服务，而且还要主动，不能只是坐在办公室里，等别人来找。在处理一些优惠的政策时，要秉公办事，不可以单凭感情来取舍。 应该说，远大的独立姿态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我们不得不说，在目前的中国，政府职能还没有完全转变的情况下，远大搬到哪里可能都会遭遇同样的问题。并且，再反问一句，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企业无论多大，发展多好，它真的能够做到仅仅只是“独善其身”吗？ 曾经在远大工作的人对远大的印象是：远大是自信而又清高的，声称决不上市，也不理会社会的什么行动，他们相信只要依法纳税，就可以了。 虽然企业转变了，但是政府的态度未必就会随着企业的变化而变化。比如，如果政府的心态仍然保持在一个“娘家”的心态上。那么，一个“断奶”的孩子与娘家自然就会产生一些矛盾。 在湖南，远大与整个环境的格格不入，路人皆知。远大不喜欢应酬是出了名的，管你什么领导，哪个来访者，如果不是关乎企业的生产经营，领导就很难出来亲自接待。 远大曾经是省工商联的会员企业，远大的领导也曾经在湖南省工商联任职。工商联的同志感喟：“以前依稀还会有人来开会，现在的会议找远大的人难见其踪。难怪说，企业大了，架子也大了。” 分析远大的心态，能够找到这样的思路：一是在对政府和社会方面，认为企业应该保持一种独立的精神。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生产经营上，而不是去应酬；同时又认为政府扶持企业的发展是双方共同发展的需要，为此政府应该主动地联系企业。 政府对远大的“公事公办” 曾几何时，政府对远大可以说是“千般宠爱”。当初远大的注册资金是郴州科委给的30万，以现金出资，后远大返还投资、郴州科委退出股份。远大出产的第一台直燃机卖给了省科技厅，当时被当作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一个实际行动，经试用改进后远大空调正式进入市场。远大从郴州迁往长沙后，得到政府落实的优惠政策，曾经一年获退税2000万元。 长沙市科技局一位官员说：远大不可能在别的地方得到比长沙更多的优惠条件了。长沙高新开发区是全国首批27家国家级开发区，而为了让远大成为长沙高新区的一部分，长沙政府为远大开了绿灯。 如今面对远大的“保持距离”，政府的态度自然有了微妙的改变：企业不来亲近我，我自然没有必要去主动亲近你。我可以去扶持新的企业，可以把一些优惠政策投向别的企业。因此，在处理一些具体问题时，政府对远大也由过去的百般照顾、千般宠爱变成了另外一种方式：公事公办。 尽管远大和政府保持着距离，但是有一些优惠政策还是希望政府可以给予支持。对此，湖南省财政部门的回应多半是：投资国企是拿国家的钱投给国家，而投给一个家族企业算什么行为？另外，从短短几年远大资产增值和张氏兄弟个人财产的规模扩张看，当地政府认为无论是对企业还是个人，在税收方面“已经够优惠的了”。 据有关报道称，湖南从1999年开始，每年从省财政拿出3亿设立鼓励高新技术发展的“引导资金”，由财政厅属下的省信托投资公司发放，利息为银行利息一半，使用期为两年。享受过这笔低息贷款的企业有三湘计算机、海利化工、创智科技等科技企业，偏偏远大与此无缘，这件事远大耿耿于怀。 对于此事，有关政府部门认为，远大在此事上不应该如此介意。理由是远大信奉市场经济，有独立的活动；而这个引导资金也是市场经济的一种行为，你自己不争取，当然就没有。更何况远大一直标榜“不贷款、不上市、不占社会资源”呢？ 曾经还有一件事：当远大城因为污染问题一次次与当地农民发生赔偿纠纷时，远大请政府协调解决，远大希望此事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是政府没有偏袒哪一方，仅仅充当了一个中间人的角色。远大很难满意政府的这种做法。 当远大多次提出为“集成建筑”的样板工程特批一块地的申请时，被市政府“以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为由，轻轻打发了回去。 而高压线事件则是火上浇油。湖南省1号工程变电站项目的高压线与远大相邻。它的存在与远大购置的直升机和公务机的停机坪对周围建筑高度的要求相冲突。据说，远大高层在今年初即发话：如果高压线塔不拆掉，远大就搬家。8月29日，远大执行总裁张跃在“远大论坛——北京高峰会”前夕正式证实：远大将“迁都”北京，在北京建成第二个远大城。 离开其实是柄“双刃剑” 搬家是不是远大的最好选择？ 偌大一个远大城，占地31万平米，已经建筑了标准厂房、管制严格的办公楼和设施先进、据说是很有文化气息的生活区。这一切有可能全部放在车轮上运走吗？ 有人说，制造型企业稍作挪动便要伤筋动骨，搬家后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元气。而远大在2001年开始的空调主业滑坡已经使公司财力削弱，要做一次整体迁徙无疑更需要度过数年调整期。远大城一旦搬空，偌大的地皮很难找到新的买家。长沙高新区的地价约在每亩15万元，市政府开发成本约为每亩35万元。以如此优惠的政策，新企业更愿直接在高新区注册、买地。而如果按照张跃所说，长沙“远大城”成为生产基地，又在北京去建设“第二个远大城，而且要比长沙的大几倍”，那么这笔巨额的资金不是更加重了企业负担？ 据说当地政府对于远大搬家的态度是“不紧张、不敏感、不强留”，一付十分超脱的架势。 然而果真能够做到这样吗？ 恐怕未必。据长沙市科技局的一位科长说，“从当地税收、民营企业的社会影响、政府的面子工程几个方面来考虑，远大已经让政府官员感到不安。”自从远大事件爆发后，已经有许多人把不信任的眼光投向湖南，有人已经做了《长沙民营企业生存状况调查之类》的文章。而且，自从远大提出搬家之后，当地政府迅速出台了一些红头文件，以切实改善企业的经济环境。 已经有人开始反思。长沙市某部门负责人在谈起远大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说，远大与政府之间的摩擦完全是两种观念上的冲突。远大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公司，它的许多经营管理理念都是国外一些大企业的理念。比如说只要纳税就可以，其它的都是企业自己的独立行为。相比国内一些依赖政府比较多的企业，远大先走了一步，这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是关键是我们的政府在这方面却慢了半拍，没有跟着远大的拍子走，当然也就不能完完全全满足远大的要求，这样就产生了矛盾。这位负责人还告诉记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远大这样的大企业会越来越多，我们国内一些企业以应酬为主的工作方式迟早会被淘汰，政府应该加快革新力度，以适应经济发展的趋势，否则，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就还会产生。 如果说，几年前创湖南十大民营企业之一的智软件将管理总部迁到深圳、将销售点中心迁往北京、软件园保留在长沙的事件没有能够引起人们警觉的话，那么今天的远大事件也足以提醒我们，要重新审视新时期的政企关系。 编辑：陈杏兰 思  考 三问“远大搬离”事件 谁能留住远大？带着《商界名家》编辑提供的这一思考主题，笔者最近专程采访了武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黄本笑。黄教授认为，远大搬离事件是我国经济转型期政企关系有待调适的折射。就此，黄教授从三方面进行了剖析。 政府能够“撒手不管”吗？ 当地政府所表露出来的是“不紧张、不敏感、不强留”的态度。如果说“不强留”是无奈之词——企业有来去的自由；那么另外的两个观点“不紧张、不敏感”多少反映了当地政府高傲的态度。但是，这种“高傲”可取吗？ 答案是否定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虽不能像过去那样，对一切经济事务大包大揽；但也不能矫枉过正，对该管的事情撒手不管。 任何一个地方经济的快速、高效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有所作为”。这些“作为”的内容是：提供司法制度和行政管理；调控经济运行；提供商品和服务；调节收入分配，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 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引导和调整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化；可以借助有关财政政策和税收杠杆，对经济运行进行调节；管理金融资本市场，配置资本流动等。对一些发展比较好的、或者具备潜力的企业，可以给予资金政策上的支持。 随着民营企业蓬勃发展，民营经济作用的不断加大，处理好民营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变得更加重要。由于民营企业的特殊身份，政府更应该打破计划经济时代的条条框框，通过建立健全各种法律法规、提供优惠的税收政策、切实有效的服务等措施，为民营企业创造出宽松的发展空间。 在资金上，通过政策引导或提供政府信用等方式，帮助企业解决发展所需的资金问题；对于刚处于研发或创业阶段的高新技术企业，有时还要直接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如湖南省设立的“引导基金”）。这种资金支持一方面可以部分解决新兴高技术民营企业的融资困难，另一方面也给了社会其他投资者提供一个投资导向，便于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筹集资金。 不仅如此，政府还要明确自己是市场经济运行的监督者，不是直接的经济活动主体，所以，政府应该充分尊重、理解和支持企业所采取的经营方式和经营策略。针对企业的“若即若离”，不仅要有一种包容的胸怀和气度，还要加强与企业的交流和合作，才能真正赢得企业的信赖。 企业只须“独善其身”？ 在现代市场经济下，企业已经成为了一个自主发展的经济实体。是一个在消费者、供应商、政府机构、金融机构等多种制度下生存与发展的经济体；也是一个开放的、发展的和社会性的经济组织。这个改变要求企业有更多的自主权，有经营、发展、决策的自由。 加入WTO以后，国内企业面临着与国际企业相竞争的命运。需要政府做好宏观调控、行政管理等工作，使企业能够把全副精力用于经营发展之中。企业也要避免无益的社会事务，全心从事经营发展，向国际上的众多企业学习。 但如果企业一味“埋头经营”，拒绝与政府打交道，不参加社会活动，不关心社会发展，同样不利于企业自身的发展。在国外，很多著名的企业都十分的注重社会关系、公共关系，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在公众及政府心中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在开放的市场条件下，企业需要与其他的经济活动参与者在物资、资金、人才、信息等方面进行交流，不可能在孤立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企业在所在社区建立“根据地”，获得该社区的广泛支持，显得尤为重要。一个没有社会背景的企业是不可能长久生存和发展的。 企业形象则是企业利润的源泉。良好的企业形象可以改善社会关系，获得公众支持，是一种潜在的销售额。在处理与政府的关系时，良好的企业形象能增强政府对企业的好感，有利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双向沟通，使企业得到政府的更多支持。 此外，任何一个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个构成部分，都应该关心社会和公益事业。这将有利于改善企业的外部环境、公共关系；还能使企业及时了解市场信息，调整企业的发展战略。 一个企业，短期赢利不是根本目的，长期的生存和发展才是最重要的。要获得长久的生存和发展，与社会整体的发展分不开。只有社会不断的发展进步，社会才能提供更多更好的各种资源；企业才会有一个更好的环境和市场，只有这样，企业才能走得更远。 政企如何“双赢”？ 企业需要政府为它提供政策支持，而政府也需要了解企业的发展情况进行政策的调整。在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机制比较完善的情况下，企业的经济行为与政府的规定之间也会有一些矛盾。此时，需要双方加强沟通和了解，寻求最佳的解决途径。 通常，在西方发达国家，在政府和企业之间都有一个中介组织——行业协会，负责沟通两者的关系，履行社会管理的功能。因此，建议建立和完善民营企业的行业协会。 在沟通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都需要换位思考。作为政府，一方面要站在宏观的战略层次和角度来审视企业的各种经营行为，把企业行为引向更加有利于地区和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来。要从大局出发来考虑问题，而不能简单地计较企业态度的变化。另一方面还要站在微观个体的层次和角度来考虑企业的具体经济行为，“想企业之所想，急企业之所急”，用企业的观点来引导和解决企业发展中的问题。比如远大所遭遇的种种“烦恼”，其实政府正可以此为契机，帮助远大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从而获得远大的支持与信任。 对于企业来说，把自己作为整个经济的一分子来思考，从不同的角度来考虑政府的各种政策和规定，理解政府的行为决策，争取使自己的经营战略和政府的有关政策保持一致。对于政府所无能为力的一些事，不必苛求或者耿耿于怀，甚至于搬家。逃离不是最终选择，协调与沟通才是长久之道。 中国已经加入了WTO，竞争形势日益严峻。外企挟着强大的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巨大的优势有备而来，而且，背后还有所在国政府的强力支持。国际经济舞台上，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企业间的竞争，而是企业与政府组成的“共同体”之间的竞争；既是企业实力的较量，同时也是政府之间政策灵活度的比拼。而我们，若还迟迟难以协调政企关系，将何以立足？ 编辑：陈杏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