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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同志作报告有个特点，每次报告的稿子都要他亲自主持起草，广泛听取意见，一定要把报告写得非常好。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于成立还只有两三年时间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究竟如何开展工作，中共中央给予极大关怀，毛泽东和刘少奇都做过多次指示。作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把手，耀邦同志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组织团中央书记处成员和各部门各单位的领导，反复学习、讨论，取得共识，青年团工作在全国各地蓬勃开展起来了。 工业战线上涌现出了许多青年突击队、青年节约队、青年监督岗，部分城市青年还组织了一支又一支青年志愿垦荒队，到边远荒僻的农村开荒种地。广大知识青年为响应中共中央“为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而奋斗”的号召，掀起“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团中央于1955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1956年3月又在延安召开了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河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同月，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也在北京举行。几次大会都开得非常成功，耀邦同志全力领导、参加了大会，并作了热情洋溢的报告，极大地调动了各行各业的团员和青年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 耀邦同志作报告有个特点，每次报告都要由他亲自主持起草，广泛听取意见，一定要把报告写得非常好。1956年召开党的“八大”会议，耀邦同志要在会议上发言，汇报青年团的工作，他非常重视，和书记处起草小组成员多次议论研究，集思广益，最后形成初稿。他还不放心，两次亲自带了初稿向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胡绳征求意见，又让我去请《人民日报》邓拓、新华社吴冷西帮助审改，还请了叶圣陶的儿子叶至善作了文字上的润色，最后送陆定一审定，这才放心了。耀邦同志那种对工作“极端负责、聚精会神、深思熟虑、一丝不苟、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严谨工作作风贯穿了他的一生。 耀邦同志十分重视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十分重视青年团的舆论宣传，经常亲自抓团报、团刊、青少年图书的出版工作。尤其是《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他每期必看，看得很仔细。1955、1956那两年，他定了一项制度，每周星期日晚上，《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少年报》和中国青少年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都在他住的关东店20号集中，由他亲自主持研讨，找出工作中的缺点和毛病，提出改进工作的办法，提高报刊书籍的质量。 热爱青年 他到黑龙江省萝北县去看望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交通不便，须先乘火车，中途换乘铁路上自用的平板车，再改乘大卡车，次日下午才到达萝北县。他到地里参观垦荒队员耕地、播种、还亲自为他们拍照。 耀邦同志喜欢接近群众，喜欢到群众中去。 1955年冬，他出差江苏、上海、浙江、江西、安徽等五省市，除了听取团委领导汇报工作外，必定召开团员、青年座谈会，直接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每到一地，各级团委的干部和团员、青年们，都希望能听到胡书记的报告，耀邦同志都答应了。在南京、上海、杭州、南昌、合肥五个城市，都组织了少则千余人，多则两三千人的青年群众大会。耀帮同志的报告历来生动活泼，鼓动性强，青年人非常爱听，每次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安徽，耀邦同志专门去了梅山水库工地，看望那里的数千青年建设者，应邀在工地大礼堂作报告。挤满了大礼堂的听众，不只是青年工人，几乎全体水库建设者都来了。在偏僻的山区听团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他们还是第一次哩。 这次最重要的一项日程，就是到江西看望上海青年志愿垦荒队。应垦荒队员们的要求，耀邦同志用山竹夹着棉花当毛笔，蘸着墨汁题写了“共青社”三个大字。 1956年夏季，耀邦同志出差东北，主要是到黑龙江省萝北县去看望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途经沈阳、长春、延吉、哈尔滨等地时，每到一地，都要向当地团员、青年们作报告，然后从哈尔滨奔赴萝北县。萝北县位于黑龙江东段南岸，交通不便。须先乘火车，中途换乘铁路上自用的平板车，再改乘大卡车，次日下午才到达萝北县。在萝北停留三天期间，耀邦同志跟垦荒队员们进行了座谈，询问了他们劳动、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到地里参观了他们耕地、播种、还亲自为他们拍照。 1955、1956两年中，北京许多高校团委请耀邦同志去做报告，耀邦同志都答应了。可是我们当秘书的心里很明白，他根本不可能分出那么多时间，可他总说，这两年同工农青年有接触，跟知识青年尤其是大学生，接触少了些。这些大学生将来都是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材啊，青年团应当更多地关心和爱护他们，引导他们健康地成长。 上个世纪80年代，从电视屏幕上可以经常看到胡耀邦总书记坐着面包车，走遍全国老少边穷地区，在炕头上，在饭桌边，在帐篷里，在田头地角……向群众嘘寒问暖、同他们倾心交谈的情景，联想到我在50年代接触到的那些往事，他被称做“人民的公仆”“大地的儿子”，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好求甚解 他请邓子恢到农村青年工作座谈会上讲话，对邓老讲话中引用的一句古语不知出处。他会后请秘书多方查阅终于弄清，感慨地说：“一句古话，听不懂，这是常事，要放过也就过去了，可是一查，就查出这么多学问来了。” 耀邦同志喜欢读书，我早有所闻；而对他好求甚解的习惯，却是当秘书以后才知道的。 那是1952年秋，我在中央团校工作时，校部请周扬同志来给学员上大课。当周扬同志讲到青年团干部和广大团员、青年应当多多读书时，他说：“你们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就是一位喜爱读书、知识丰富的领导同志，他在延安时，就以好读书、读书多出了名。他不但读了大量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还读了许多文化知识和文学艺术作品。像中国四部古典文学名著，他就很熟悉。” 耀邦同志对马恩列斯毛的著作总是反复学习的。他的书架上放有不同时期出版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1955年，中共中央编译局新翻译出版的《列宁全集》开始面世，他就叮嘱我务必及时买全。因此每出版一卷，我就立即去书店购买交给他，他拿到手就立即学习，买一卷就读一卷，绝不拖延耽搁。第二年，新翻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开始出版，也是如此。 他爱读文史书籍，买不到二十四史，就托人从中国青年出版社借来一套解放前开明书店影印出版的《二十五史》，放在手头抽空就来读。只要他认为是值得一读的书，都要千方百计地买来或借来阅读。1955年国庆节前后，香港出版了唐人的著作《金陵春梦》。此书当时在内地的一般书店里买不到，耀邦同志自己借了一套来，160多万字，他用了个把星期晚上的时间就把它看完了。 耀邦同志看书，总喜欢对其内容琢磨研究，形成自己的见解，有时堪称独特的见解和心得。而每有会意，便欣然同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谈论一番，这也是他读书的一个习惯。 他说，《列宁全集》中既有大部头著作，也有中短篇文章。而数量占相当多的是那些书信、电报、摘记、批示、命令等等。这些文献内容简短，语言犀利，往往涉及革命斗争中的重大问题，行文是“急就章”风格，它反映了十月革命期间，在那样紧张激烈、错综复杂的斗争中，列宁是如何领导党和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克敌制胜的。而《斯大林全集》里的文章，一般都写得很漂亮，文字有华彩，逻辑也严密，看得出来是经过“秀才”加工的。 耀邦同志读书还有个习惯——“好求甚解”，绝不强不知以为知。1954年，团中央召开一个小型农村青年工作座谈会，请了政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同志讲话。邓老在讲话中说到治理黄河、淮河等水利建设问题，说这是农村青年施展身手、实现抱负的大舞台。他对此寄予厚望：一定要在他们这一代手中，把黄、淮治理好。否则，他引用一句古语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散会回来的路上，耀邦同志问我：“邓老刚才讲的那句话，你懂不懂，是谁说的？在什么书上？”我回答“意思懂得，是谁说的，出自何书，都不知道。”“你回去后查查，把答案告诉我。”他叮咛道。我到北京图书馆，花了大半天工夫才查出来，答案见《左传·襄公八年》引古逸诗。我立即向他汇报，他有点惊诧地说：“左丘明如果活着，都两千多岁了。他引的古逸诗的年代当更为久远。可见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怎样的源远流长啊！更可见黄河的水患为害又有多少年了！”他说：一定要照邓老说的，我们这一代青年人一定要把黄河治好，把淮河和其他“害河”治好！他还说：“一句古话，听不懂，这是常事，要放过也就过去了，可是一查，就查出这么多学问来了。” 耀邦同志不满15岁就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理，在60年的革命生涯中，可以静下来安心读书的时间恐怕很少。然而，他毕生见缝插针，孜孜不倦，且“好求甚解”，“不耻下问”，从而成为一个具有渊博学识和很高文化素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极少“放松” 他工作繁重，极少有“放松”的时候。只在两种情况之下才可能来几圈麻将。一是节假日老朋友相聚，二是中央开会期间，外地来的一些老战友约齐到他家看望他时，往往就摆摆“方阵”，尽兴而返。 耀邦同志生活简朴，在有关日常生活问题上，他从无所求，完全听凭组织上、机关行政部门以及家里(指穿衣服)的安排。1954年我开始任秘书时，团中央书记处的九位书记，除廖承志、王宗槐和荣高棠外，其余六人都住在大甜水井胡同1号。这是一所有四进四合院结构的大宅第，房屋都很旧，也没装修过。第一进三开间正房是耀邦同志的办公室兼会客室、会议室，他的卧室在办公室的西头，面积狭窄，光线阴暗，地面泛潮。大半截为卧室，除了床柜别无长物，小半截隔成卫生间。总之条件相当差，一家老小更不可能住在一起。 大甜水井开了个小灶。书记们和办公室副主任黄天祥、书记处秘书余世光两位，以及稍后调来的《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张黎群，都在这里集体用餐。湖南人喜欢吃辣椒，但多数人不爱吃，耀邦同志遵守“少数服从多数”原则，从未提出过另做点辣椒的特殊要求。 1955年，团中央决定耀邦和胡克实两位书记及佘世光同志迁往关东店胡同(“文革”中改为富强胡同，沿用至今)20号。关东店20号也是几进的四合院，但房屋较好，比原来宽敞，因此耀邦同志全家人才住在了一起。按规定给他配了厨师。家里单独开伙，一家人可团圆吃饭了。 至于穿着，我在他身边工作期间，未曾见他买过或做过新衣服。外出开会、出差、会见稀客和接待外宾，穿的都是那套旧的深色哔叽中山装，冬天外出时加件外套，这些衣服大概都还是从川北带来的。 耀邦同志和其他许多老革命一样，从来是手不沾钱。团中央每年的预算，由主管书记审核，交耀邦同志钤印，上报财政部。至于他每个月的工资，都是财务处的同志送到关东店来，由我代为签收，李昭同志也将她工资的三分之二交我，一并入账保管。一应家用开支，都从我这里取钱，耀邦同志从来不过问这方面的事儿，他的衣袋里从来不装钞票，只带香烟。 至于“行”，耀邦同志当然配有专用小轿车。不过他来团中央使用的第一辆专车，是从前任冯文彬同志那里移交过来的一辆美造“别克”，而冯也是接用的旧车，只是加了层油漆，又使用了四年时间，到耀邦同志这里，这辆专车之旧的程度，可想而知了。1954年，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谢列平赠送了一辆吉姆牌小卧车，他这才更换了座车。 耀邦同志工作繁重，思维紧张，极少有“放松”的时候。他会下象棋，如有适当对手，偶尔对弈一盘。他也会玩麻将，只在两种情况之下才可能来几圈。一是节假日老朋友相聚，二是中央开会期间，他的一些老战友，如陶铸、曾希圣、张平化等约齐到关东店看望他，往往就摆摆“方阵”，尽兴而返。 一次，我们引用列宁的教导“休息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这句话连动员带撺掇耀邦同志，他同意到颐和园去逛逛。耀邦同志这一去啊，还真被颐和园内美丽的湖光山色吸引了。他兴致很高，还给我们陪同人员拍了照片。回来他说，玩这么一趟，还真消除了疲劳，精神爽快多啦。我们为之高兴，认为往后动员他的理由更充分了。但后来也只去过两次，一次是陶然亭公园，一次是北海公园。我当秘书期间，耀邦同志逛公园就这么三次。平时，我也没有见过他和李昭同志逛过商店。 淡泊名位 他心事重重地说：“不少省委书记、中央的部长、部队的将军，他们的水平比我高，功劳比我大，资格比我老，但还只是候补中委。我向中央和毛主席写了几次信，请求无论如何不能安排我为中委；如果工作需要，安排个候补中委就足够了。但没有被采纳，我心情很难平静啊！” 1956年9月下旬，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耀邦同志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开始时，每次散会回家，都是喜形于色。可是到会议后期，进门后什么也不说，表情严肃。进办公室后，就伏在案上写，写完后亲自抄好，装进公文包，第二天去开会时一起带走。大会闭幕后公布了新选举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耀邦同志当选中央委员，我们向他表示祝贺。他却依然表情严肃，心事重重地说：“不少省委书记，中央的部长，部队的将军，他们的水平比我高，功劳比我大，资格比我老，但还只是候补中委。我向中央和毛主席写了几次信，请求无论如何不能安排我为中委；如果工作需要，安排个候补中委就足够了。但没有被采纳，我心情很难平静啊！” 给耀邦同志当秘书三年多，我突出的感觉是，他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他胸无城府，谦逊宽和，因此他有许多朋友，有的堪称挚友。据我观察，他们之间，既有战友之情，也有私交之谊。耀邦同志出差华东和东北数省，分别看望了江渭清、陈丕显、江华、邵式平、曾希圣、黄火青、赵林、朱德海、欧阳钦等许多老同志，从他们那里了解了当地的基本情况。同样，一些地方领导同志到北京开会时，都要来看望耀邦同志，来得最多的是陶铸。 1957年以后，我调离耀邦同志身边。“文革”中，共青团中央被定性“修透”了，第一书记胡耀邦被诬为“三反分子”。1969年开办“五七干校”，把以原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为首的书记处的十来位书记和团中央机关及各直属单位共1000多人，“一锅端”到了河南潢川县黄湖农场“五七干校”。耀邦同志被编入团中央机关一连，我们出版社是七连。两地约一公里距离，因此长时间我没见过耀邦同志。只听说他秋收打场时，同其他“五七战士”一样，扛着装满稻谷的麻袋包入库，我想他那瘦小的个儿，又是五十多岁的人，能扛得动吗，会不会压坏了？但是有人说：“他干得挺像样儿、干得挺欢哩。” 耀邦同志逝世已15年了。这位一心一意为民、为党、为国奋斗不息、鞠躬尽瘁，将共产主义道德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集于一身的当代中国伟人，可以借用太史公一句赞语：“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摘自《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