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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被克格勃长久封存的历史，我们看到一位人物：除本民族语言外，讲俄语、德语和英语，长期生活在伦敦，1918年起任苏联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的私人翻译和秘书，并与该作家在国外共同生活了12年。 1918年，彼得堡的冬天。布特勃格家的庄园却被当地造反的农民霸占。她丈夫遭到一顿毒打，因伤势加重且无处医治，含恨死去，孩子被家庭教师带走了。一无所有的布特勃格如何生存是一个难题。终于，布特勃格找到了昔日恋人布鲁斯·罗卡特。 布鲁斯·罗卡特的公开身份是英国驻俄首席记者，而他的隐秘身份则是英国情报局派驻俄的高级间谍。他与布特勃格在彼得堡共同生活了好长时间。1919年，布鲁斯被国内的“单位”召回去了。失去了生活靠山，布特勃格的一切又如最初在彼得堡的样子，无依无靠，风餐露宿。 1919年底的彼得堡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城市。市内的粮食供应异常紧张。投机倒把分子私下制作出了许多假粮券卖给那些购买者。刚回彼得堡市的布特勃格由于不知道其中的奥秘，从这些人手里买了这种伪造的“粮食及食品供应券”。可是当她凭该种粮券到商店购买食品时，当即被服务员识破了。他们叫来了警察。很快，布特勃格被捕入狱。 入狱一个月来，没有一个人来提审布特勃格。她被彻底地遗弃了。布特勃格几乎绝望了。 一天夜里，她突然想起一个人：别杰尔斯——莫斯科“契卡”总部的小头目！于是，她请求监狱长帮助联络。 她真的被释放了！第二天，布特勃按别杰尔斯的指点来到了格罗霍夫大街2号，在这里，她找到了别杰尔斯的朋友莫索洛夫。 “请问您是做什么的？这是什么地方？”她有些好奇地问。对方彬彬有礼地说：“这里是彼得堡‘契卡’总局，而我则是这里的负责人。” 就这样，在历尽艰辛、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布特勃格如此简单地参加了她并不是十分熟悉的“契卡”情报组织。 经过“契卡”总部的长期观察，根据布特勃格的自身条件，如端庄秀丽、干练文静、能讲多种语言，且有良好的文化教养等特点，决定安排她以“情妇”的角色长期监控思想活跃，并且有强大号召力的非布尔什维克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 马克西姆·高尔基是俄罗斯——苏联的伟大作家。1901年起因参加革命运动而几次被捕。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时，虽然他没有直接参加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活动，但他是支持这一创世纪的革命行动的。不过，当苏维埃取得政权后，他曾对布尔什维克的一些做法表示过怀疑，如苏共对中间势力的镇压，对农民政策，对言论自由的态度及对文化界、知识男人士行动的限制等。高尔基的思想意识引起了布尔什维克核心领导的高度重视。为了保证具有崇高威望的高尔基能坚定地留在布尔什维克阵营内，并在苏维埃政权初创阶段发挥他应有的作用，“契卡”主席捷尔任斯基决定对高尔基实行秘密的全方位监控。而负责执行此任务的单位——“契卡”国家政治保卫局则采取更为稳妥的监控办法，即挑选条件具备的女特工，以“情妇”的角色靠近高尔基，并时刻掌握他的思想动态。这位女特工的最佳人选便是布特勃格。 来到莫斯科后，布特勃格以自己深厚的外语功底应招进入了世界文学出版社。这个出版社与大作家高尔基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为方便他的活动，该出版社还特意给他提供了一套带会客厅的宽敞明亮的大工作室。从此以后，他就干脆每天来这里“上班”了。 布特勃格的小办公室正对着高尔基的会客厅。她每天的工作，就是校对译文手稿。 几年前，经布鲁斯好友萨瓦·莫洛夫的介绍，她曾与高尔基见过一面，但是那时没有如今的“特殊使命”，而且她也从未读过他的文学作品，所以大作家并没有给布特勃格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今，她不但来到了他身边，而且还每天接触他的文学新作，耳濡目染，受到了很大的教益。为此，她为自己将出任他的“情妇”而深感庆幸。当然，最重要的是完成总部交给的“特殊使命”。 那晚，高尔基在世界文学出版社自己那宽大的工作室里举办“新作品恳谈会”。当与会者相继离去后，高尔基留住了每次参加会议时总是最后一个离去的布特勃格。 “你喜欢我的作品吗？”她记得高尔基是这样发问的。 “非常喜欢！”布特勃格低声然而是坚定地回答。 “知道吗，听到你这样的回答，我很高兴。”高尔基十分欣慰地说道，接着他提议：“我们去喝杯咖啡吧！”于是，他俩第一次肩并肩地走出了出版社…… 一年之后，她便成了高尔基家的常客。由于高尔基的家里没有女主人，她每次进屋后的第一个任务便是收拾乱糟糟的房间。 一天傍晚，在一家欧式饭店进餐后，高尔基望着体态娉婷的布特勃格，充满情感地说：“由于有了你每天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我感觉自己年轻了许多，心情也大为舒畅。为了让你能名正言顺地在我身边工作，从明天起你就当我的私人秘书吧！” 高尔基的这一表白与提议使布特勃格极为兴奋。这其中有三点意义，首先是打开了总部交给的“神圣使命”的新局面；其次是自己对高尔基的“攻心”工作取得了成效；最后，也是最主要的是，她得到了对方的真心爱情。而这最后一点也是她自己需要的。虽然她与高尔基相差近30岁，但是爱情是不分年龄的。从几个月的接触中，她的确感到了大作家的渊博与高尚品德。尤其在对待新生政权的一些错误做法方面，他敢仗义执言，从不随声附和、趋势诌媚，这使布特勃格极为敬佩。虽然她已经做了职业间谍并负有特殊使命，但是就个人情感而言，她还是喜欢高尔基这种铮铮铁骨。所以，如果条件允许，她宁愿一生都做他的情妇。 三年之后，有两件事情使布特勃格较为开心。一件是她失踪的女儿有了着落，而另一件是高尔基决定到国外疗养，疗养地为意大利。出发前，布特勃格向总部提出，能否批准她先去塔林认领女儿，然后再去意大利与高尔基会合。 总部同意了布特勃格的请求。1923年5月中旬，高尔基与布特勃格几乎是同时离开莫斯科的。一位去了意大利，另一位则去了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 高尔基一路顺利。而布特勃格则遇到了点小麻烦：她乘的火车刚一到达塔林终点站，就有两位当地的便衣警察出现在她的包厢里。经盘查，当发现她寡居一人长期住在红色首都莫斯科并且无亲无故后，他们便以“苏联间谍嫌疑犯”的罪名将其扣押起来。事后，多亏秘密护送人员的巧妙周旋，她才得以释放。 不过，这件事对莫斯科总部震动很大。他们指示布特勃格，为防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请她考虑能否速在当地家乡择偶结婚。作为负有特殊使命的职业间谍人员，布特勃格违心地同意了总部的建议。于是，到达塔林不久，她就与一个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小市民结了婚。这样的婚姻的结果可想而知。当合法地取得了丈夫的姓氏“巴罗涅斯”后没隔多久，她就与该人有偿分手了。 当远在意大利疗养的局外人高尔基听说这件事后，大为恼火，这叫什么婚姻？怎么能如此随意地糟践自己和别人！其中的苦衷，除莫斯科总部的几个人外，恐怕只有布特勃格自己知道了。 办理结婚手续后不久，莫斯科总部以友人的名义给布特勃格汇来一大笔钱来，并附加一份加密电报。总部指示，所汇款项要用于三方面，即：其一，付给女儿领养人的监护费。其二，付给新婚丈夫的“分手”费。其三，业务费，即在适当的时候转道去伦敦，联系旧友布鲁斯，并争取有所突破。不过，在去伦敦之前要先去意大利与高尔基会合。 总部特别提出，一定要每隔三天给高尔基发一封“情书”，以示关照。 长期以来，布特勃格一直在幻想有朝一日能再次见到充满男人魄力的布鲁斯，没想到莫斯科总部给她提供如此良机。那么，从何下手来寻找已分别六年且一直中断联系的布鲁斯呢？她又想起了那些会讲俄语的英国外交官，或许他们知道布鲁斯的下落。 经过几天的询问，终于查到了布鲁斯的下落。他目前仍在伦敦，其工作地点为伦敦市记者协会。 这使布特勃格异常兴奋。不过当布特勃格冷静下来时，她又想起了总部的指示，即在去伦敦之前，一定要去意大利与高尔基会合。对，千万不要怠慢了这个一往情深的大作家。于是，她带上钱，到塔林的市区，准备买一些高档的服装来装扮自己。但遗憾的是，塔林竟没有一家像样的服装店。万般无奈之下，她做出了一个连她自己都吃惊的决定，为了弥补一段时期以来对高尔基的冷淡，为能以一个暂新的面貌出现在他的面前，她要到世界服装中心——巴黎去选购服装。 见到久别“秘书”的靓丽出现，高尔基十分兴奋。 高尔基把布特勃格紧紧搂在怀里，含情脉脉地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也收下你的情意……” 在这里，两人开始了蜜月般的生活。一个月后，他们又去了德国的疗养胜地——柏林附近的萨罗夫市。 又一个月过去了。他俩几乎同时提出应该返回意大利了。 高尔基仍在不停地书写着四卷本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这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小说的副标题为《四十年》，即预计写出40年的事情。书中的故事从1925年写起，但是到了1936年，高尔基就去世了。 从近几年披露的有关资料得知，当年高尔基拼命写该书的目的，就是要给布特勃格一个超值的回报，足见高尔基对布特勃格的一往情深。 正当他全神贯注、满怀激情地在意大利进行长篇小说创作时，从国内传来的一条消息影响了他的思绪，甚至打断了他的写作过程。 事情是这样的：1924年，列宁逝世后，远在国外的高尔基出于对领袖的尊敬与爱戴，于第二年写了一些有关列宁的回忆作品。没想到该作品引起了时任苏共总书记斯大林的不快。他亲自责令当时的全苏宣传出版局，或是让高尔基重新按苏共的提纲写作，或是推迟发表他的有关歌颂列宁的作品。 这件事由全苏宣传出版局通知高尔基后，引起他的极度愤慨。“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如实描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事也是错吗？” 作为一名远离苏共核心领导层的高尔基当然不会明白，当时的苏共总书记斯大林正在为“列宁遗嘱案”而大肆清洗与列宁有感情的人物。 现在，翻开被解密的苏共历史可以看出，列宁生前对斯大林是相当不信任的。所谓的“政治遗嘱”就是指列宁逝世前口授的几篇重要文件。 口授时间为1923年1月4日。作为一个局外人，高尔基是不可能知晓苏共高层的秘密的。他只是凭自己与列宁交谈时的感想和体会来写这些随笔。实际上，在高尔基的世界观形成与创作过程中，列宁给过他很大帮助，比如，1950年与列宁会面后，思想上受到很大影响，他才能创作出被公认的第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母亲》。 出于对苏联宣传与出版局的抵制，高尔基决定拒绝出席和主持第一届全苏作家协会会议；拒绝为斯大林写传记；不想再回到由斯大林等人控制的苏联。 以上这些消息传到莫斯科总部后，人人都十分震惊！他们速把布特勃格从伦敦调到莫斯科，面授规劝计谋。 时任国家政治保卫局主席的明仁斯基神态凝重地对布特勃格说：“你的担子很重。组织上培养了你十几年，并把你长期放在高尔基身边，就是为了把这位全苏、全世界享有崇高威望和巨大感召力的重量级人物时时刻刻地控制在我们手里。记住：只要高尔基同意回国，并主持第一届全苏协会会议，其他的什么都好说。” 想到此，她以试探的口吻问道：“如果我成功地把高尔基规劝回国，那么总部能否让我继续留在伦敦？……因为我想把孩子送到那里去学习。当然，我的关系不变。”听到布特勃格提出这样一个意想不到的要求，明仁斯基开始一愣，第二天，即给予布特勃格肯定的答复。于是，当天夜里，她就坐上了开往意大利的火车。 看到日思夜想的布特勃格提前归来，高尔基非常感动。 “国内的亲朋好友及千百万的读者都在祝福你疗养成功。他们时刻都在企盼您能带着新创作的作品回国与他们相聚……” 经几天几夜的推心置腹的交谈，倔强的高尔基终于有了转变。不过他仍然坚持拒绝给斯大林写传。这一点也是许多人意料之中的。 布特勃格成功了。 1934年初，众人企盼的高尔基终于回国。同年，在第一次全苏作家协会会议上他当选为该协会的主席。从此以后，他就没再离开过苏联。 而布特勃格则顺利地留在了伦敦。不久，在征得莫斯科总部的同意后，她与高尔基的好友、英国作家维尔斯结了婚。婚后，他们的生活还算是顺利。 1936年的春天，总部派人从莫斯科捎来一封写有高尔基签名的信。信中除了必要的问候外，还请求布特勃格归还尚保留在她手中的几份重要的文件资料。 捎信人称，斯大林在边境专门为布特勃格准备了一节列车，等交割完文件资料后，马上送她返回伦敦。 这些文件资料是高尔基于1934年初临返回苏联前特意留给布特勃格的。当时他还专门提醒她，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该文件资料交出去，哪怕是别人以我的名义来索取，也不要交出去。 怎么办？现在斯大林还专门派人来索要，不交出去怎么能行？要知道，以我微弱的力量是无法与他们抗衡的。那么，高尔基的嘱托呢？在这万般为难之时，她突然想起了布鲁斯。于是她找到了布鲁斯。布鲁斯对布特勃格说道，“想想吧，如果你要真的拒绝交出文件资料，那么，你将立刻得到或是毒药、或是枪子、或炸弹，文件资料不但保不住，还要搭上一条性命！所以我十分诚恳地规劝你，还是把它们交出去吧。你没有选择！” 布特勃格最终采纳了布鲁斯的意见。她去了莫斯科，交出了他们点名要的文件资料，之后又像他们许诺的那样，她顺利地返回到了伦敦。只是留下了一点遗憾，不，是终生遗憾，即没能在有限的时间里见到高尔基。结果，在她返回伦敦不久，就传来了高尔基突然病逝的消息。 后来，被解密的材料披露：当时，斯大林不但弄去了高尔基所珍藏的文件资料，而且还弄去了以后被他打倒的，如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的极为重要的文件资料。 自高尔基去世后，由于长期陷入自责与悲痛的状态中，布特勃格与维尔斯的婚姻也没能再维持下去。离婚后，她在伦敦孤身一人地生活着。每日，除了威士忌酒外，就是那些反反复复的回忆…… （董立摘自《克格勃女间谍档案大揭秘》珠海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