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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大学一毕业，22岁的我就离开家乡宁夏来到深圳，在“星巴克”咖啡厅打工。到了1997年，我已掌握了摩卡，Cappuccino，炭烧，蓝山等所有知名咖啡的做法，由于我的英语讲得很流畅，时间一长，就在这里结识了一些外国朋友，其中一位叫吉尔·温丽的美国女士和我最要好。 有一天，温丽告诉我，她想在中英街一带开间高档次的咖啡厅，想让我过去和她一块干。她分析了投资的可行性：试问中国有哪一条长不到250米，宽不过4米的小街能享誉世界呢？恐怕只有深圳沙头角的中英街。它具的“一街两制”的奇特景象，中国政府对这里实行了特别的免税政策，使这条小街一夜之间成了闻名遐迩的商贸旅游重地。这里价廉的黄金首饰和进口电器、服装一直驰名海外，前来中英街购物旅游的人日益增多，最高一天可以达到数万人次！中英街虽然商店林立，但休闲娱乐场却很少，所以温丽说她看准的是块“风水宝地”。 当时回到住处，我思忖了许久，最终决定离开“星巴克”，和温丽扯旗单干我们自己的事业。毕竟，能把自己学到的咖啡技艺发挥出来，是我梦寐以求的事。 但接下来我们并未遂愿，因为中英街商机无限，店铺早已被人家抢租一空，尽管这里的店面寸土寸金，月租高得吓人，但历经10多天我俩并未找到合适的空闲房子。后来，我们不得不在邻近沙头角海关和中英街的深沙路，租下一个150平方米的店面。我深知喝咖啡其实喝的就是情调和氛围，所以为咖啡厅营造高雅舒适的气氛很重要。但富有情调的室内装饰，宽敞舒适的环境，精心搭配的灯光和那些看来不经意，但却赏心悦目的小点缀，全都是用重金堆成。特别是各种咖啡制作器具都价格不菲——我们购置的一台意大利蒸汽加压咖啡机，就花了十万元人民币。再加上装修以及购买桌椅等投资，到“1980VS梦”咖啡厅古色古香的招牌正式挂出，开始营业时，我们已前后共投进了80多万元资金！ 大把的钱投进去了，但咖啡厅的收益却事与愿违。由于没什么经营特色，加上这条路有老字号咖啡屋的竞争，尽管我煮咖啡的技艺堪称精湛，第一个月我们还是赔了2万元。后来，我绞尽脑汁在经营上搞了些小创意，虽然有了起色，却仍然是在赔钱运营。 就在我和温丽愁肠百结之时，一位来中英街购物的香港丽人无意中提醒了我。那天，这位时尚小姐一走进咖啡厅，就喊“来杯鲜沏”。由于当时在深圳买不到上好的咖啡豆，更没有专门的咖啡焙制企业，我们只能在当地购买咖啡粉给客人煮，每袋250克的咖啡粉，价格在200元左右，质量和“鲜”研磨的当然没法比。当我无奈地告诉这位香港小姐，我们店里没有新鲜焙制的咖啡时，她失望地说，怎么在大陆就很难喝上一杯“鲜沏”呢，真没劲。当时我脑子里不由灵光一闪，心想对呀，我怎么就想不到自己焙制研磨新鲜咖啡呢？这样既可以卖鲜咖啡，又能向别的咖啡店销售新鲜的咖啡粉，那样不就能挣大钱了吗？ 那位香港小姐还向我介绍说：在香港，磨‘鲜’焙制的、沏‘鲜’研磨的、喝‘鲜沏’的咖啡，已成为写字楼里新流行的时尚口号。谁还喝不新鲜的啊，那简直是老土。的确，咖啡生豆保存3至5年不影响其品质，但焙制后半小时即开始陈化，香味和品质开始流失。所以咖啡焙制后保存不宜超过14至28天。用刚焙炒过的咖啡豆研磨成粉末，做一杯新鲜的咖啡，当时在西方发达国家和我国香港、台湾地区正深受人们的青睐。而在内地，却很难喝到新鲜的咖啡。 接着我和温丽做了一番市场调研，不由欣喜异常。资料显示，在深圳的香港人和各国老外超过10万人，假如其中70%的人喝咖啡，喝咖啡的人中有40%买我们的极品鲜咖啡，每人平均一天用粉10克(7盎司标准杯)，一个月的销量就约有1000公斤，一年的利润至少也有10万美元！ 我和温丽说干就干，几天后就购置了焙制咖啡豆的机器，并由我亲自操刀上阵，掌勺炒起了咖啡。炒咖啡的原理和常见的炒花生、瓜子相似，但它所有的过程都是在人力控制下由机器完成的。炉子里的煤气燃烧出的热打到双层的滚筒里，通过离心力使豆子甩起来，不久，泛着绿光的新鲜咖啡豆开始变成深黑色，并散发出诱人的香味。生豆炒熟后，再把它研磨成粉末就可以煮咖啡喝了。但只有专业焙制师才懂得依照各个品种咖啡豆的结构密度及不同的特性，通过精密地控制火侯、时间、温度和湿度等因素，或深炒、或浅炒，才能使每颗咖啡豆都达到最高标准。一不小心，就会前功尽弃，还要浪费一批昂贵的咖啡豆。 刚开始，尽管我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但由于实际“掌勺经验”不足，没少经历失败，炒好的咖啡豆味儿都不正，结果倒掉了事，浪费了不少钱。后来在几个月的反复摸索中，渐渐上了路，炒出的咖啡豆简直能与专业咖啡师相媲美了，这时才敢松一口气。 由于当天焙制研磨的新鲜咖啡喝着香味纯正，口感极好，我们的鲜咖啡粉销售势头也挺不错。深圳一些咖啡厅包括高档酒店，后来也向我们订货，接到订单后，我们保证把刚刚焙制研磨的咖啡粉在4小时内送到客户手上。 咖啡豆是全球交易仅次于石油的大宗物资，数十年来一直是全世界最著名的投机商品。大盘商、掮客、期货交易商和产豆国，各施手段牟利。因此咖啡豆的市场价格总是阴晴不定。而咖啡豆从预定到交货，往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这就要我们不断提前向巴西、牙买加和阿拉伯等产豆国订货，不然，就会因为原料短缺而停工。 好不容易积累了一些进货经验后，我们又吃了金融知识不足的亏。1998年10月，温丽搞到了两桶昂贵的Cappuccino咖啡。经过计算，我们对外打出了每公斤售价900元的广告，引得很多人蜂拥而来购买。仅一个月，新研磨的咖啡粉就被抢购一空。然而，当我俩兴高采烈地计算赚了多少钱时，却发现赔了2万多元。原来因为我们缺乏金融知识，没有算好货币汇率，把价位定得太低了……吃一堑，长一智。我和温丽并没有因种种失败而泄气。不久，我们又弄来几桶牙买加高山咖啡。这次，我俩学得精明起来，经过认真计算把价格定得很准确，结果3个多月就赚到近7万元钱！此后随着经验的不断丰富，我们的咖啡生意越做越顺手了。就这样努力炒了一年咖啡豆，到了年底一算帐，我和温丽不由喜出望外，我俩第一年经商竟赚下18万元！ 更可喜的是，这时候咖啡终于渐渐在中国发展成了一种文化。尤其是用新研磨的咖啡粉煮成的“鲜沏”，也开始得到人们的喜爱。 2000年6月，温丽因丈夫的调动要回美国了。临走时，我俩是这样“分家”的：为给温丽抽出一部分资金，我们卖掉了商报路的一间分店，我又通过家人和男友的帮助筹到60万元交给她，一共让温丽拿走150多万元，除掉她当初的投资，其实温丽只要了我们总利润的40%。她给我留下了“1980VS梦”总店以及另外两间分店，临走时她鼓励我：“你一定会把鲜咖啡生意做得更好，更大！” 温丽走后的第2年年底，我就还清了借男友以及家人的60万，并在2002年8月正式注册成立了自己的小公司，除了做焙制、销售鲜咖啡的生意外，还兼营牙买加、阿拉伯和危地马拉等国生产的名牌咖啡具。这时看我整天忙得不可开交，本来在深圳一家公司做销售主管的男友，也索性辞了职和我联手创业。现在我们在深圳拥有4间分店，仅去年一年，我俩就从那一颗颗散发着麦香的光泽咖啡豆中，挣到80多万元。 （彭桂娥摘自《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