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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晚，对于杨迈和热爱他的爱立信（中国）员工来说，注定是个黑色的夜晚。 这个晚上，刚刚从上海开完会回到北京的杨迈因为连续超负荷工作，准备到健身房放松放松——不料，他心脏骤停倒在了健身房中，再也没有苏醒过来。 这个晚上，汉威大厦爱立信（中国）总部的上空因为一位主帅的远去而哀号长鸣。如一颗流星，杨迈映照出的不仅是通讯巨头艰难的复苏之路，更是隐藏在艰巨商业使命背后的经理人的健康之脆弱…… 惊魂之夜 悲剧的降临往往令人猝不及防。 4月9日清晨8点30分，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的员工们按时来到公司上班，然而邮箱中一封来自爱立信全球CEO的邮件让他们不约而同地大吃一惊：全球CEO思文凯在邮件里说，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总裁杨迈于4月8日晚，由于心脏骤停在京突然辞世…… 悲痛像沉重的乌云顿时笼罩了整个汉威大厦！ “早上一知道这个坏消息，就禁不住很难过。一个慈蔼的老人，在异国他乡，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头一天还好好的，开会，出差，突然就这么去了，真可怜。”一位员工说。 “昨天我还采访过他，今天，他却已经死了。”三联生活周刊的一个记者在网上悲叹。 爱立信（中国）公共关系总监屠敏更是不敢回忆那个惊魂之夜。她告诉记者，4月8日晚上，她和北京20多个爱立信高层在协和医院经历了整个过程，直到医院确认杨迈确实已经死亡，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情绪十分激动。经过了48小时的调整后，她才逐渐接受了事实。 屠敏说，由于近一段时间公司工作繁忙，一直有着到健身房锻炼习惯的杨迈不得不几次将固定的健身计划延后。直到4月8日，在上海出席厦新电子与爱立信移动平台公司的一项商务协议后，于傍晚6点30分回到北京的杨迈决定，利用当晚的闲暇时间去做健身。当杨迈在健身房的跑步机上跑步时，连日超负荷的工作让他的心脏已不能承受如此剧烈的运动，于是悲剧发生了。 当晚，公司的20多个高层陆续赶到医院，听到杨迈去世的消息，大家都感到事情突然得难以接受。因为当天上午，夏新电子总裁李晓忠还与杨迈纵声宣布，夏新将选择爱立信移动平台公司作为其2.5G技术平台的供应商。杨迈还对外界侃侃而谈：“我们和厦新的合作就像结婚一样……” 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总裁杨迈的办公室原本很普通，一张可以容纳6个人的椭圆形会议桌占去了房间的一半，剩下的一半放置着杨迈的班台和一溜书柜。班台正对的墙上，一张色彩鲜艳的中国地图镶嵌在镜框里。桌上的书本、文具没有刻意地被固定在那儿，而是随手放在方便拿到的地方。在许多员工的记忆里，这个房间里曾经充满着亲切与随和。既没有大老板的矜持，也并不热情奔放，杨迈总是微笑着与员工交流，像是朋友间的谈心。而今，这里堆满了员工及外界送来的鲜花、唁电，一直蔓延到外面的走廊上。 公司内部BBS上几天来全是员工们对这位瑞典人的追悼和怀念，其中有一位这样写道：与人为善，谦恭从谏。竞技高手，务实求真。卓越领导，团队披靡。一位员工说：“杨迈在爱立信制造的那种非常人文关怀、非常尊重个人的氛围让我一直舍不得离开公司。在爱立信工作七八年乃至十年以上的员工大有人在，而有一些员工因为种种原因离开爱立信的时候，都喜欢找杨迈谈谈想法，吸取杨迈丰富的人生经验。可这样的好人为什么不能长命百岁呢？” 屠敏回忆，由于杨迈平时对员工非常亲和，所以他的去世给员工较大的打击，因为很多人已经不仅仅将杨迈当做上司来追悼，而是当做好朋友来缅怀。 电信业和无线通讯领域的同行们也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他们对这位经理人的惋惜和哀思。人们私下里向爱立信（中国）表达了他们的震惊，为杨迈的去世感到无比惋惜，“一个好人走了”是很多业者对杨迈的一致评价。 而这种评价，似乎更加重了杨迈悲剧的分量。 “他是累死的……” “他是累死的……”尽管努力克制着，屠敏几度哽咽不能自已。 杨迈1950年出生在瑞典的一个小山村。在加入爱立信之前，他曾就职于瑞典的TeLia公司，那是一家电信运营商，在那里他先后做过市场推广、销售等多种工作。杨迈说：“我之所以选择电信行业，就是认为这是一个能够激励人进取的行业，我非常热爱自己从事的工作。”1993年，杨迈加入爱立信公司，1995年来到中国。“我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市场。我到这儿之后工作特别忙，因为这个市场让我这样忙，我也很乐意这样忙。”杨迈说。 但令人遗憾的是，杨迈在爱立信（中国）的大部分时间内，爱立信在走下坡路。2000年爱立信跌入低谷，被视为“晴雨表”的中国市场业务开始出现亏损，考虑到杨迈在中国市场的经验及信誉，总部决定让杨迈出任爱立信（中国）公司总裁。 杨迈就这样被推上了爱立信（中国）的风口浪尖，不得不为爱立信业绩复苏而苦苦挣扎，也把自己的生命和健康一点点“忙”到了最后的底线。 中国古语云：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热爱中国，已几乎被中国文化完全“本土化”的杨迈亦决定力挽狂澜于爱立信（中国）。他曾经玩笑说：“在我这个位置，爱立信总部和中层都会对我有明确的目标和任务，这些和我工资的大部分都紧密结合起来，如果完成不好，就会影响我的收入。”玩笑的背后，其实是对事业的拳拳忠心和艰难时刻的难言苦心。 2002年，杨迈“主刀”，对爱立信系中国合资企业动了“大手术”。2002年8月，索尼爱立信中国公司成立；其后，爱立信将移动电话业务集中到北京爱立信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将移动通信基站、系统设备业务集中到南京爱立信熊猫通信有限公司，将南京爱立信熊猫移动终端有限公司转交南京熊猫经营。 通过一系列眼花缭乱的重组，爱立信（中国）的业务与全球总部形成鲜明对比，在联通CDMA二期和移动GSM网扩容中接连中标。 国内通信设备供应商近年来的增长势头无疑给爱立信造成了巨大的竞争压力，杨迈的应对措施就是加大本地化力度。2002年成立的爱立信中国研发总院实现了对爱立信中国现有的研发中心和项目资源的全面整合，将爱立信在华最大合资公司南京爱立信熊猫通信有限公司设为爱立信全球的供应链支点和亚太区物流控制中心，更是表明了杨迈推行本地化战略的决心。 正当杨迈意气风发之时，2003年2月，张醒生跳槽亚信。张醒生曾在爱立信（中国）独自执掌过很多大业务部门，最为人熟知的就是爱立信手机部门，他也执掌过爱立信（中国）最大的业务——爱立信北方区。张醒生的突然离开，令杨迈深感惋惜之余，肩上的担子自然更重了。 2003年10月30日，爱立信公布了2003年第三季度的财务报告。季报显示，爱立信第三季度盈利10亿瑞典克朗（约合1.296亿美元），同时保持了强大的正向现金流。这是自2000年第四季度亏损以来的首次盈利。爱立信中国公司成为爱立信全球增长最快的地区公司，中国市场也成为爱立信全球仅次于美国市场的第二大市场。 虽然未来仍存在很多挑战，但杨迈终于可以高兴地说：“电信行业正在复苏，运营商们正成功地减低负债并巩固它们的财务地位。大家的注意力也逐渐从财务重组转移到新业务开发上，市场正趋于稳定，那种剧烈的市场衰退已经离我们远去。” 2004年3月，也就在杨迈离世前一个礼拜，爱立信全球董事长泰斯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在20多家媒体前对杨迈夸赞道：“爱立信在中国的业务是全球爱立信学习的优秀榜样。”让坐在旁边的杨迈不禁略带羞涩地笑了。 没有人知道杨迈微笑背后的辛酸和汗水。在外界看来，大家都觉得爱立信这么强大的公司，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市场上做出好成绩是应该的。殊不知杨迈承受了多大的困难和挑战。 陈烨在爱立信担任总裁助理已经8年。她说杨迈至今单身，家人和女友都在瑞典，因为工作忙，他只能利用出差的机会回去和女友见个“有质量”的面。而在中国，他几乎把所有的空余和工作时间都“有质量”地奉献给了爱立信。 陈烨说，杨迈最大的特点就是随和，她从没见过这么没有架子的大老板。大家都很亲切地叫他“老头”。他是爱立信大家的家长，他给这个家庭带来和谐、融洽，但是压力却统统留给了自己。陈烨记得有一天杨迈遇到了棘手的事情，她就特别告诫旁边的人包括司机安静一些，好让杨迈能休息一下。但是细心的杨迈立刻感觉到自己的情绪对周围人的影响，反而故意跟司机聊天，来缓和气氛。“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处处为别人着想。”陈烨难过地回忆说。也许，这也是造成杨迈会因劳累过度而致命的主要原因：为别人着想太多，而自己的压力却无处释放。 4月8日晚，杨迈心脏骤停离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把悲痛留给了别人。 杨迈警钟 杨迈的突然离去，让爱立信的高层悲痛之余，更是大伤脑筋：谁来接替杨迈的位置？ 杨迈去世之初，爱立信（中国）公司的业务暂由首席财务官霍仕盟兼任，爱立信全球董事会经过艰难寻找，直到4月30日才宣布由马志鸿（Matsholsson）担任新一任的中国区总裁。此前，马志鸿是爱立信亚太区市场最高层管理人员，拥有超过15年的本地区工作经历，但马要想完全达到杨迈在中国市场的位置无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如已经在爱立信工作多年的副总裁牛艳娜说：“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取代杨迈。” 爱立信（中国）表示，杨迈的去世不会影响爱立信中国战略发展规划，但中国公司的人事部层面将不可避免地遭受一些损失。此前爱立信已经承诺，到2005年增加5亿美元的在华研发投资，接下来几个月还将在中国西南部投资建立一家研发公司。 无独有偶。美国时间4月19日晨，正在奥兰多参加麦当劳年会的麦当劳董事长吉姆·坎塔卢波因心脏病突发撒手人寰。当天上午，麦当劳股价开盘26.45美元，比前一天27.46美元的收盘价有小幅下跌。标准普尔分析师认为，吉姆是个被投资者普遍信任的CEO，他的去世对市场是个不小冲击，短时间内市场会有利空反应。吉姆杰出的领导力使他的继任者面临巨大压力。 杨迈和吉姆的突然去世无疑再次敲响了警钟：企业如何更好地防止主帅突然离去后出现的“坠机现象”。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这已是个老“毛病”。青啤彭作义的突然身亡，曾令他的后继者进退两难；华虹CEO下台后，曾找不到继任者；海鑫李海仓突然被害，其尚在求学的儿子艰难接班……如今，一向讲究规则和团队的外企都有如此隐忧，尚未完全“长大”的国内企业更值得深思。 杨迈的去世还引发了人们对白领阶层和知识分子健康的反思甚至恐慌。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一个专项调查结果表明，我国知识分子平均寿命为58岁，低于全国平均寿命10岁左右；北京中关村知识分子平均死亡年龄为53.34岁，比10年前缩短了5.18岁。另据调查，我国中青年知识分子的死亡率大约超过老年知识分子的两倍之多。这种早亡、猝死的现象在一些脑力密集型的行业中显得更为严重。高科技行业恶劣的生存环境不仅考验着企业，也拖垮了无数知识分子和经理人的健康。高层总裁尚且如此辛苦，何况其他中下层人士？“有时候死亡并不是什么悲哀的事情，至少能永久的休息了……”难怪一位IT人士如此感慨。 杨迈的去世更拉响了转型期中国的老板和企业家们的健康警报。 杨迈生前曾讲过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1994年3月，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走出机场时天已经黑了。那时的北京，不像现在有那么多人听得懂英语。而他也只知道自己要下榻的地方——中国大饭店叫国贸。一上出租车，他就不停地说：“国贸，国贸，国贸”。说了几十遍，开车的师傅终于明白了他要去国贸。初来乍到的他觉得到中国工作一定很难，语言会成为巨大的障碍。然而，事实证明，在这里工作其实并没有那么难。杨迈经历了中国巨大的变化，他说：“过去几年，北京乃至中国的发展非常神奇，我们经历了激发活力的年代。” 转型期的中国，商机无限，活力多多，而竞争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无数跨国公司、内资企业的老总们都像一台疯狂运转的挣钱机器，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而拼命。《中国企业家队伍成长现状与环境评价》调查报告显示，87.4%的企业经营者感到“压力很大”。与工作压力大相关的一系列生理与心理状况在不少企业经营者身上出现，70.5%的人出现“烦躁易怒”，62.7%的人出现“疲惫不堪”、37.6%的人“心情沮丧”，33.1%的人出现“疑虑重重”，28.6%的人出现“挫折感强”，还有16.5％的人出现过“悲观失望”。他们的身心尤其是心理大多处于亚健康状态。杨迈就是在这种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幸“中弹”的。 编辑/刘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