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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遇到妈妈的时候，大约27岁，爸爸当时已经很有名气，并开始写书了。爸爸年轻时风流倜傥，是大才子型的作家，很多人都欣赏他、崇拜他。 妈妈叫王尚勤，是当时台大的校花，十分漂亮。妈妈的哥哥与爸爸是台大的同学，这样爸爸和妈妈就相识并很自然地谈起了恋爱。不久，他们就住在一起了。爸爸的生活一直充满风浪，而爸爸与妈妈谈恋爱的时候，正是他一生命运起伏的开始。那时候爸爸的情况很危险，台湾的情报局已经开始跟踪爸爸了，爸爸经常因为自己的一些文章被警察叫去审查。爸爸可能已经预感到一些什么，他对妈妈说，搞不好就要坐牢，他叫妈妈赶快去美国，在那边会比较安全，也可以继续读书，而且不会受到爸爸的牵连，过一种正常的安全生活。 于是，妈妈决定到美国留学。其实，这个时候我已经在妈妈肚子里了。妈妈到美国后没多久，就发现自己怀孕了，有了爸爸的孩子。妈妈就打电话告诉远在台湾的爸爸。 爸爸被这个消息吓了一跳。 最初，爸爸劝妈妈把肚子里的小孩子做掉，因为妈妈刚到国外，又是一个年轻女子，还要上学，而爸爸认为自己随时都会被抓去坐牢，觉得这个状况下要孩子不是很合适。可是，最后他们还是没有舍得，因为爸爸和妈妈有过浪漫的恋爱。 还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念书的妈妈，于1964年9月22日生下了我。 爸爸说：“我李敖阴差阳错当了美国人的爸爸！”妈妈给我取了李文这个中文名字，爸爸给我取的英文名叫Hedy-Lee。 我出生后，爸爸在台湾的情况不是很好，日子过得并不安宁。妈妈一个人在美国带着我，很辛苦。我快到两岁时，妈妈决定把我送回台湾，由外公外婆抚养。 从美国回到台湾时我两岁，刚开始的时候，住在外公外婆家。外公外婆很疼我，舍不得把我送给李家。有一次，爸爸约外婆带我看电影，散场的时候，爸爸先把我接走，由八叔和外婆在那里周旋。这是他和八叔有意的安排，当外婆发现受骗的时候，我已被爸爸“偷”了回来，之后就一直住在爸爸的家中。对于这件事，外公外婆一直不原谅爸爸，恨爸爸把我抢回去。 那时候，爸爸的情况已经很不好，生活很不安宁，是国民党政府认为的危险分子，是警备司令部挂号的人物。爸爸希望不要牵连到我，我虽然人回到了台湾爸爸的家，但是并不能跟爸爸在一起生活。 爸爸被国民党软禁后，就更不能与我同住了。后来爸爸把我接到台北三姑家，又转到六姑家，最后送到台中的奶奶家，之后我就跟奶奶一起生活。 我奶奶是我小时候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人物。她对我的照顾，对我的疼爱，完全替代了妈妈，在感情上就像我的妈妈一样。1971年爸爸坐牢后，奶奶带着不到7岁的我去美国上学。我的姑姑们都住在美国，我跟奶奶到纽约的六姑家住过，还到俄亥俄州的四姑家住过，美国的东部、中部、西部都住过。 那时候爸爸一直被关在牢里头，总共关了差不多五六年吧。 爸爸即使关在监狱里，也对我特别关心，尤其对我的学习和教育。爸爸常常跟奶奶谈到他对我的期望，要奶奶不管花多少钱都让我进最好的学校，受最好的教育；还让我学小提琴，学钢琴，让我学芭蕾舞，要我成为一个有艺术修养、有品位的人。 后来，爸爸出狱，终于可以和我在一起了。爸爸一直觉得他没能照顾我，对我有一种歉疚感。所以就一方面在物质上尽量满足我的要求，另一方面又特别严格地督促我学习。他用很多钱，让我上最好最贵的学校——台湾的美国学校(Tapei American School，只有持美国护照的人才能上)。 小时候，奶奶常带着我去监狱看爸爸。刚开始，爸爸住在一种比较严格的监牢里，去看他的时候，有一个玻璃窗子隔着。我不能与爸爸有任何亲密的动作，像拉拉手什么的都是不可以的。我只能通过一个电话跟他讲话，就像现在电影电视里那样。 过了一阵子，牢房条件好了一点，住在一个大房子里头，有三四个政治犯跟他住在一起，没有了以前那种恐怖的感觉，最大的改变是当时可以和我坐在一起了。爸爸每次都坐在我的旁边，削苹果或者剥橘子给我吃。但仍然不能与爸爸单独地自由自在地在一起，每次都有一个人监视着我们，盯着我们讲话。 爸爸真是个坐牢家。每次见他，他都是高高兴兴地与我说说笑笑，从没有凄凄惨惨的感觉，他特别享受我们在一起的那一点时间。爸爸告诉我，他坐牢的原因很复杂，当时的我还不能完全明白爸爸的意思。但是爸爸讲有的人坐牢是因为做了坏事，但有的人并不是因为做了坏事，甚至有的人是被冤枉的。所以一个人坐了牢，不可以立刻断定他是做了坏事的坏人，一定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证明。爸爸还告诉我，很多卓越的人、很多名人，都坐过牢。这些道理，我真正懂得是在长大以后。 那时候，爸爸常常给我写信。这些信大部分是用中文写的，也有一些英文，有点像课堂里的教材，每封信都有不同的Topics(主题)，比如这个礼拜讲“海外人鱼”，下个礼拜就讲“苍蝇的老婆最多”等等，各种事情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每封信都附有漂亮的插图，像一本手写的百科全书。信的开头永远都是“亲爱的小文”，每一封都洋溢着特别的温馨。 到爸爸出狱的时候，他就把这些信合在一起，结集成了一本书叫《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当然爸爸写的信不止八十封。爸爸说，这是个很经典的故事，当初印度的甘地，在监狱的时候也写给女儿一些信，后来也变成了一本书。 《坐牢家爸爸给女儿的八十封信》这本书在台湾出版后，又由大陆的中国友谊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可以看到爸爸的另外一面。爸爸不仅是桀骜不驯的骂人专家、讲深奥的历史政治知识的大家，更是一个充满爱心的父亲，也有特别温馨、温情的一面。 真正体会到爸爸对我的这种爱，也是在长大以后。 我长大以后才知道，那每一封信里美丽的插图的来历。爸爸给我写信的时候，希望每封信的样子都很可爱，爸爸在读一些书和杂志的时候，看到一些好看的插图，就想把图片拿下来，贴在信上。可监狱里不准犯人有任何锋利的东西，比如刀片或者剪刀之类等是绝对禁止的。爸爸真是有办法，他悄悄把旧皮鞋垫下的钢片抽出，在水泥地上磨得尖一些，然后在书上切割图片。每一张插图都是这样小心翼翼地切下来的，然后再贴在信上面。这些图片切得整整齐齐，就像剪刀裁下来的一样，让我根本猜不到是用这样艰难的方法制成的。 这让我感触很多，因为这都表明了爸爸对我巨大的爱心、关心和耐心！这些信是爸爸用心写成的，在那么苦难的日子里，他竟能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做父亲的对女儿的爱，每当想到这些，我真是无比欣慰！ 虽然爸爸没有在屋檐下看着我成长，不过他为我做的这些事情和付出的代价是别人想不到也做不到的。 与爸爸在一起的日子虽然是幸福快乐的，但也掺杂了几许的不和谐。 下篇  “我的血管里流着李敖的血” 最要命的是我和爸爸的那些女朋友合不来，也经常吵架。有一次，我在外面玩得正高兴，爸爸当时的一个女朋友强行拉我回家，我不买她的账，一进电梯就把里面的镜子打烂，还用玻璃碎片割了自己的手。 爸爸意识到这样下去可能会闹出更大的麻烦事，于是决定把我送到美国上学。临别的时候，奶奶依依不舍，爸爸就说：“小文也应该学习独立过自己的生活了！” 这一年，我14岁，从此开始独自面对外面的世界。好多年以后，爸爸辛酸地说：“很少有父亲像我这样，给李文那么少……我对她最大的愧疚是我一生的麻烦多，她不能跟我住在一起，我也不能好好教育她。” 按照爸爸的安排，我在美国加州读寄宿学校，由一位在当地的亲戚监护。那是一所私立学校，学费相当高，1万美元一学期，经济条件已相当宽裕的爸爸毫不犹豫地支付了这笔钱。当时妈妈住在纽约，早已结婚并生下了两个儿子。除了寒暑假去住几天，我与他们并没有太多联系。 除了支付我在美国的一切费用，爸爸还经常通过电话了解我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并给我许多教诲，但毕竟远隔重洋，好多事他也无可奈何。而我，因为不再被爸爸逼着读书，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觉得自己终于自由了。 17岁那年，我在一次同学聚会上遇到了在台湾读书时认识的一个高年级男孩。他是香港人，比我大两岁。他乡遇故知，我们很快谈起了恋爱，并决定结婚！爸爸得知这一消息后，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次次打电话劝阻我：“你是一个书香人家的女儿啊，你至少要先把大学读好，读完硕士，再去嫁人也不迟嘛！”可当时我已经听不进任何人的话了。爸爸大发雷霆，要与我脱离父女关系。我没有在乎爸爸的威胁，和男友跑到拉斯维加斯办理了结婚手续。因为只有在那里，17岁的男女不用父母或监护人签名就可以领取结婚证。 从我结婚的那天起，爸爸就不再和我说话，并断绝了对我的经济供应。为了鼓励我读书，爸爸曾许诺我读完高中送我一辆车，读完大学送我一套房子，现在这一切都成了泡影。我感到这一次真的伤了爸爸的心，但木已成舟，我很快怀了孕，不得不退学，靠打工挣钱来维持我们的生活。 生活的种种艰辛让我渐渐明白，这真的是我做的一件错事，我的丈夫也不是我理想中的男人，我还有很长的人生路要走！于是，在我们的女儿差不多半岁的时候，我向丈夫提出了离婚。丈夫苦苦挽留，也无济于事，最后提出唯一的条件：女儿留给他！我痛心地留下女儿，离开了那个生活了一年多的家，前往纽约继续读书。 爸爸得知我离婚的消息后，恢复了与我的联系。在我最痛苦最迷茫的时候，他在电话里开导我，安慰我：“小文，你放弃女儿是对的，你是一个太年轻的妈妈，又要继续读书，带着女儿很辛苦，而且对这么小的女儿也不公平，她的祖父母都在美国，他们可以好好带养她。” 我第一次幼稚的婚姻就这样匆匆开始，又匆匆结束了。此后，我像一个回头浪子，全身心扑在学业上，一口气把学士、硕士和博士全部念了下来。拿到硕士学位后，爸爸高兴地兑现了他的承诺：送了我一辆宝马轿车。他终于原谅了我。可我一直想找机会和爸爸说说这段心事：当年我之所以匆匆结婚是因为太想有一个自己的家，而这一切，爸爸和妈妈都没能给予我。但我怕爸爸伤心，把这些话一直埋在了心底。 1995年，正在读硕士研究生的我又发生了一次刻骨铭心的恋情，男友是一位英俊潇洒的马来西亚青年。我们几乎一见钟情，并很快进入热恋。然而就在我们谈婚论嫁的时候，他的父亲坚决反对，并以断绝经济来源威胁他。没有经济独立能力的他最终屈服了……这次感情挫折让我尝到了巨大的身心痛苦。我没有把这段感情经历告诉爸爸，自己挺了过来，还从中领悟了许多人生哲理。毕竟，我已是而立之人了。 此后，我再没有经历惊心动魂的感情故事，直到如今，年近不惑的我仍孑然一身。我能感觉到爸爸对我的婚事暗暗着急，有几次他半开玩笑地说：“小文，你越挑剔，就越找不到老公，像你这种所谓美女加才女型的女人，笨男人你不要，聪明的男人不要你……”但他知道我对婚姻的要求很高，不会为了结婚而结婚，所以，他从不催促我结婚，也不强求我应该交什么样的男朋友。 在爸爸眼里，我的早婚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有时他会心平气和地对我说：“我不愿意看到你再有婚姻方面的痛苦，其实，一个人能轻松自在地生活也是一件很不错的事。” 2001年5月，我揣着博士论文赶回台湾给奶奶和爸爸报喜。此时，奶奶已经处在弥留之际，躺在床上说不出话来。当得知她最疼爱的孙女成为李家第一位博士的时候，老人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一直守在奶奶床边的爸爸也由衷地笑了。 “小文是一个冰河期的幸存者。”爸爸曾多次在别人面前这样说我。这其实是对我的夸奖。我从小一个人在美国这个花花世界里生活，与形形色色的人交往、接触过。当一些同学或朋友先后成了问题少年的时候，我选择了一条积极的人生道路：大学毕业后，我就开始从事英语教学工作，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为了增强自己的竞争能力，几年后，我一边工作一边继续深造。事业心极强的爸爸一直是激励我不断进取的榜样。 2002年，我拿到博士学位后不久，忽然萌发了一个大胆念头：到大陆去发展。爸爸对我的这一想法表示理解和支持。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一个人一定要选择好适合自己发展的土壤。”由于爸爸的缘故，我对中国文化一直很亲近。经过比较，我选择了文化氛围最好的北京。 为了支持我的选择，爸爸让我卖掉在美国的房子，并将所得的近200万元人民币作为我到大陆的安家费。这所房子本是爸爸送给我的，但产权仍属于他。为此，他还特地出具了一份给我的授权书。“回去后一定不要有外国人的优越感！你要对这个国家有所贡献！”我动身之前，爸爸一再叮嘱。 2002年圣诞节，我携带70多箱行李(大多是书籍、衣服和鞋子)从美国飞到北京，在一所全国闻名的大学应聘当了一名英语教师。学校让我教授4个英文博士班、共120名学生的作文课。我十分珍惜这次机会，全身心投入，想方设法把每一堂课讲得生动、精彩。 我从小在美国出生，小时候回到台湾生活，后来又在美国学习生活二十多年，现在来到了北京。不管我在美洲、欧洲、非洲,还是在中国，不管我走到哪里，看到有任何不合理的事情，我都会毫不留情地讲出来。 也许因为我是李敖的女儿，血管里流淌着和爸爸一样的血液！ 爸爸这一辈子打了无数次官司、出庭几百次，被他告过的人从“总统”、国民党常委、立委到“议员”、法官、教授各类人等，无一遁形。在书里，他点名批判的法官及司法人员就多达450人，洋洋大观，如同放榜一般。在台湾，在爸爸主持的电视节目中，他看到一个法官乱判案，就会把那个人的资料留下来，激发观众投诉，然后指名道姓地把司法人员知法犯法的情况讲出来，他明白地告诉这些人，判案子要讲法理、讲公理，不可以随便乱来，不可以搪塞职责！这样，不仅打击了不负责的法官，也警告了其他的不负责任的司法人员。台湾的法官判案是用抽签的方式，所以他们都害怕抽到李敖的案子。 当然在我们这个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不大喜欢这种针锋相对的方式，而比较推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或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遇到事情都会比较喜欢逃避，或者用比较含糊的方式表达。人们常常会觉得,没有必要用批评、投诉甚至打官司的方式争取一个人自己应得的权益，或者是用“这种事太多了”之类的话聊以自慰，久而久之，人变得越来越麻木，社会也不会进步。 但是爸爸不会，我也不会！ 我记得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话：在正义公平的事件里，没大和小问题的分别，当事情需要去解决的时候呢，人们的待遇是平等的。 在这点上，我跟爸爸一样，事实就是Truth，正义就是Jus-tice，不能含糊其辞。发现问题后，我们都喜欢把道理讲个明白，不喜欢糊里糊涂地就算了。而且，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有的一种观念和态度。 台湾的媒体这样评价爸爸：李敖生性好扶弱抑强，主持正义，霹雳手段，菩萨心肠。在他贫困的时候，一顿顿饿饭帮助老师；在他富有的时候，一把把钞票救助难友；在他坐牢的时候，一篇篇文章拯救奇冤悲惨的死魂灵；在他平安的时候，一件件古董义卖援助慰安妇。他自诩是顽童、是战士、是善霸、是文化基督山、是社会罗宾汉、是侠骨柔情的大作家兼大坐牢家；另一方面他是坦白的思想家，挖黑的历史家，同时还是黑白分明的文章大家。爸爸说：“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嘴上骂我吹牛的人，心里都为我供了牌位。”——以目空一切之人，做手不停挥之事，朝夕不保，生死以之，这样的怪杰，天下还有吗？ （徐莉摘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