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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1月1日中午，孙大午以被“判三缓四”的结局，结束了5个多月的羁押生活，一度震动海内外的“孙大午事件”也终于告一段落。 有人说孙大午事件以此终结，是双赢，但也有人说是双输。但孙大午却既不说“双赢”，也不说“双输”，更不谈自己有罪无罪的问题。面对媒体，他开始了有意的缄默和克制。 半年不觉过去了。 眼下，走出看守所的孙大午有了怎样的变化？他那元气大伤的大午集团，有了怎样的恢复？他有意沉默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隐情和无奈？ 2004年5月，在孙大午的辩护律师张星水的帮助下，《商界名家》特派记者驱车奔赴河北徐水县郎五庄，对孙大午的近况进行了独家采访。 儒道之痛：五十不知天命 “谢谢你，我不需要上诉。” 2003年10月30日，徐水县法院认定大午集团及孙大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成立，判处孙大午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以大午集团30万元和孙大午本人10万元罚款。 判决结束后，当辩护律师张星水把上诉材料递给孙大午，请他签字时，孙断然摇了摇头，态度决绝。 “我是个有理想的人，但我不是理想主义者，是现实主义者，所以我选择了不上诉，接受这个判决。公道自在人心，时间会证明一切。” 2004年5月，坐在《商界名家》记者面前的孙大午，多数情况下保持着肃然的神情，偶尔和在座的基督女牧师闲话耶稣，听牧师念《圣经》中的精彩章节，仰在座椅上的他，微闭双目、悠然沉醉。窗外，阳光灿烂，绿叶摇曳，大午集团宁静而安详。 孙大午显然已不愿再过多地去回忆那黑色的过往，但他还是无法绕过。长达158天的看守所岁月，确实给他留下了太多。 孙大午说：“在看守所里，我看了50多本书，思考了很多问题。但我最大的担心，不是企业，而是从此见不到二老，他们都是近90岁的耄耋之人了。” 孙大午父亲孙凯今年84岁。每天上午9点，他都驮着90度的背，蹬着三轮，准时出现在大午中学校园里，在学生食堂周围捡拾垃圾。“这事儿不要拔高，什么崇高啊，高尚啊，都不靠谱。我父亲以劳动为光荣、以此为乐、乐此不疲，这是人的自由，是权利。我们谁也阻拦不了他，他一天不捡，身体就不舒服。”逢年过节，给孙子们压岁钱，老爷子给的最多，5个孙子，每人1000元。给完压岁钱，老人都要说一句，这是爷爷捡垃圾换来的钱。因为长年捡垃圾，他已经骑坏了两辆三轮车。 在孙大午眼里，“老人用行动为儿孙们做出了榜样，我们退休了会去捡垃圾吗？体现人生价值的是知识，是劳动，是奉献。”可就是这么一个在儿子成为亿万富豪后依旧不改本色的乡民却要遭遇儿子身陷囹圄的沉重打击。孙大午走进看守所后，孙凯几乎天天站在大午集团的门口眺望，而孙大午86岁的老母曾两次报病危。 2003年11月1日，也是父亲孙凯的生日，孙大午终于回到了那熟悉的村庄——徐水县郎五庄大午村，看着满眼泪花等待着他的双亲，他泪如泉涌。 自2003年5月被抓以来，这是他第三次流泪。在2003年10月30日的庭审上，孙大午两次失声痛哭。孙大午的儿子孙萌对《商界名家》记者说，他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父亲流泪，“我爸爸在法庭上流泪，他哭的理由太多了。”孙大午事后说：“在法庭上，辩护人、公诉人都那么理解我，说我为带动一方致富作出了贡献，认可我的成绩。可法院还是判我有罪，我就有种很悲哀的感觉，我这是干吗呢，说不清。还有，坐在法庭上受审，我感觉法院不是审我一个人，我是作为民营企业的一个代表而受审。大多数民营企业甚至国营企业都有这样的情况。” 法庭上流的是辛酸、无奈的泪，而此时此刻呢？ 孙大午说：“还是无奈。想到50岁的自己竟以‘有罪’的身份面对自己父母的生日，就说不出的难过。古语云，五十知天命。走出囹圄之后，我越发不知道自己的天命在何方了。十五致于学，我只上过7年学，没学到什么；三十而立，我没立起来；四十不惑，我正在困惑之中。而今因为我的出事，80多岁的父母也愈发困惑了：为什么好端端的儿子竟也是罪人呢？我怎么向他们解释清楚？” 那天的午餐上，孙大午破例多喝了几杯。母亲问到看守所的生活，他说：“里面也没啥，呆得住，就是最早关单人房时有点难受。”当有了点醉意后，他就感叹：“人为什么要有思想？有思想是多么的难受！单身号房的囚犯，就成了拉磨的驴子！”“父母给了我们身体，为什么还要给我们灵魂？” 2003年11月3日，出得看守所的第3天，徐水县县委书记范永录请孙大午“吃饭”，这次不再是引君入瓮的“鸿门宴”。2003年的5月27日，有人电话里诈称县委书记有请，孙大午怀揣着自己在北京大学等高校的演讲稿，兴冲冲而去，一厢情愿的他还想和书记说说“三农问题”呢，却遭“双规”，一想起这些，孙大午不禁哑然失笑。 孙大午心事重重地来到县城，一看出席的人员，好家伙，县长、县政法委书记、检察院院长、法院院长、公安局局长、银行行长，都到了。范永录书记端起酒杯首先为孙大午“压惊”，并当场对他提了三点希望：一、正确对待这场对你的诉讼；二、今天，参与诉讼的各级部门的一把手都在，希望你正确对待参加诉讼的单位和个人；三、回去以后把企业继续做好，尽量少接触媒体，你说你有罪，个人形象不好，你说你无罪，政府形象不好。 静静地听完书记的指示，孙大午表态：“请领导放心，前两条我能做到，但第三条我做不到，我不能不接触媒体，因为媒体给了我很多的同情和支持，我感谢他们。但我可以不谈案子本身，多谈企业，请书记放心。” 这是孙大午自我封口的承诺，其后，对于自己的罪与非罪，他不再妄加评论，保持着理性的缄默。 今年初，河北省出台赦免民企原罪的“一号令”，一度被媒体炒作得沸沸扬扬，其时，孙大午说了两句话：“其一、我还是个‘罪犯’，不便评论；其二、我还在学习这个文件”。孙大午困惑，自己到底算“原罪”还是“现罪”，抑或无罪？ 中央一号令出台后，三农问题尤为凸显。为农而生的孙大午尽管无比欢欣鼓舞，但他对外界还得保持沉默，没发表一句观点。 孙大午目前只是大午中学校长，他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上6点30分起床，听新闻；7点听英语广播；8点开始旁听高中课程，有英语、地理、历史、政治等等。下午处理日常事务。晚上上网、读杂志。“上上下下都担心我的言论，经常提醒我。”是否因言获罪，孙大午未置可否，基本默认。但迫于亲情的压力，他做了自认为是“无奈”的妥协——“法庭上抛洒热泪也是一种妥协，我不再慷慨激昂，我尊重判决。” 只是如今愈来愈沉默寡言的孙大午还是孙大午么？ 孙大午直言不讳地告诉《商界名家》记者：“这也是我走出看守所后的最大困惑之一。儒家文化曾一直是我的信念所在，我相信上苍，崇尚正义、公正和祥和，并为此义无反顾。可现在，我迷惑了。我信天，天在哪里？天是什么样子？不知道。著名学者刘吉曾笑我，做企业是要讲政治的，河北的孙大午就不太懂政治。我反驳说政治也应以道德为基础，法制是道德的底线，没有道德哪有政治？可现实呢？……所以遇到孔孟先哲现在拜不下去了，这是我的迷惑。” “但命在于生，生在于我，命在我的手心，什么时候你把我的命攫走了，我就属于你。你没有拿走我的命，我就要按自己的本心意志去做事。” 孙大午又特别强调。 资金之痛：只能把企业做小 孙大午回到大午庄园后，等待他的已经不是昔日的“世外桃源”——大午集团下属的17个工厂中，有7个停产，其它的也开工不足。其中每年占大午集团利润近1/3的大午饲料厂，销售量已经锐减了40%左右。 而受影响最大的是这几年孙大午全心投入的大午中学，今夏的招生减少了1000多名学生，此前孙大午向农民的借款主要用于建设这所学校。 由于担心挤兑发生，政府坚持让孙大午在关押期间签字，以大午中学为抵押向政府借贷700万，用以偿还5000元以下的借款。这笔政府的借款还款期仅有半年，再加上徐水县人民法院判决中提到的1300多万元非法存款的其余部分，大午集团短期内的资金“缺口”至少也在1000万元左右。而孙大午被拘时，大午集团的流动资金只有300万元左右。 根据法院的判决，大午集团必须在未来尽快还清企业向周围村民的借贷。但现在，大午集团已经无法复制以前的成功模式：不向银行贷款，直接向村民借贷；不依靠银行和政府，自力更生。这一度被人们称为“大午模式”。失去了“大午模式”的孙大午怎么办？ 2003年10月31日，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在中央电视台节目里看到孙大午“定罪”的消息后，以个人名义发去了带有慰问意味的传真。“希望你在这个时刻一定要稳住阵脚，不要因此乱了方寸，我在当年创业时也遇到了许多的困难，但是都挺过来了。只要你保持你的这种奋斗精神，就一定能渡过难关。” 重获自由的孙大午很想去北京见见令人尊敬的柳传志。2003年11月下旬，孙大午专程前往北京和柳传志谈了一次，谈得很投机也很畅快。当时，人在北京的孙大午还和民生银行接触过，无果而返。稍后，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派出一位副总考察大午集团。 年底，孙大午和柳传志在联想控股办公楼里再度握手，联想控股慨然借给孙大午1000万元用于发展企业。借款是在极度低调的状态下隐秘进行的，柳传志和孙大午都不希望媒体渲染这件事情。孙大午内心也很矛盾，他甚至绝口不提此事，他不想因为这件事让当地政府尴尬，他在极力修好以自保。第二次和柳传志见面，柳关切地问还有什么具体困难，孙有点拘谨，“最头疼的就是资金难题，您帮了大忙，我都不好意思再张口了。” 2003年12月，孙大午给全体员工发表了“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之路”的演讲。鼓励员工灾后重建、生产自救。至今为止，企业经营恢复了70%多，完全恢复要到下半年以后。 接受《商家名家》采访时，孙大午正吩咐秘书抓紧寄出连夜赶写的一封短信，收信人是河北省省委书记白克明。这是孙大午第二次给白书记投信，反映的问题主要有二：贷款问题、两兄弟的“罪责”问题。 2003年11月，自由了的孙大午怀着复杂的心情给白克明书记写了第一封信。很快，保定市委书记王挺久根据孙大午给白书记写的信亲自批示，要市委副书记王庆明协调给大午集团解决600万元的贷款，以解燃眉之急。徐水县委、县政府对此项工作十分重视，县委书记范永录、县长韩占山、县委副书记张海波，多次出面与徐水金融系统协调。要求金融系统在2003年腊月二十前，600万贷款必须到位，但直到春节前一分钱贷款也没有解决，腊月三十还有一部分人到大午集团要账，企业经营压力很大，大午集团的诚信度也备受影响。徐水县领导承诺春节后3月份可解决贷款问题，但至今没有半点迹象。目前徐水县金融系统有3个人在大午集团“下乡入企”并吃住在企业，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但并没有任何成效。县银行负责人当着县领导的面抱怨，“实在没有多余的钱可以贷出来了，我们开工资都困难。”县领导气得直拍桌子，“查你们的账，钱都贷到哪里去了？” “大午模式”搞不了，银行贷款贷不了，大午集团怎么办？“徐水县，以及保定地区银行也有他们的苦衷，以前的贷款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现在是一刀切，不放款，另外他们也没有权力放款，呆坏账比例太高。”“该死的死不了，能活的活不好。徐水县原来有5大企业集团，几年下来就只剩下了我们大午集团。顺其自然吧，搞企业，我的经营理念跟外面不一样，我就觉得这个企业应该做慢一点，做扎实一点，甚至不妨做小一点。不急于做大，做小做稳做扎实是根本。”这是孙大午得出的结论。 “缺乏资金，打不起广告，我曾经建议大哥自己给大午烤鸡做广告，把孙大午的头像印到大午烤鸡的外包装上去，挺好的点子吧？结果呢？孙大午坚决不同意，他的骨子里，还是有着文化人的尊严。做生意，这到底好还是不好呢？”孙大午三弟孙志华始终纳闷。 梦想之痛：未来难以乐观 “到2005年，建成一个以企业为主，集医院、学校等为一体的现代化小城镇——大午城，就业人数达到5000人，聚集人口达到1万人，年产值达到3～5亿。”这是孙大午在2002年制定的《大午集团发展前景》。那一年，大午集团的利润是980万元。然而到了2003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大午集团第一次出现亏损，报亏584万元。不再“自由”的孙大午，连同他魂牵梦绕的世外桃源梦就此搁浅。 孙大午的企业经营理念一向跟外面大不一样。“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以发展为目标，以共同富裕为归宿”，这是孙大午提出的企业指导思想，这个思想已经贯穿了十几年。 但走出看守所后，这个思想在大午城有了动摇。而最先产生动摇的，是他的两个胞弟。 孙大午是大午集团的实际控股人，他的两个胞弟在集团没有丝毫的股份，“他们都是给我打工的。”1996年，孙大午把两个弟弟拉进了公司，共创大业，当时说了几句话，“人为志向而团结，人为利益而勾结。如果为了挣钱你们不要来，如果为了这一带老百姓都能富裕起来，为社会做贡献，咱们哥仨就能坚持干下去。”但自“出事”以后，孙志华隐约中开始考虑起个人是否该在集团拥有股份的现实问题。 但这一想法遭到了孙大午的断然拒绝。孙大午说：“社会上流行的事物放到大午集团，并不一定适合，比如股份制这东西。”他明确表示大午集团规模还小，绝不能分家。“员工们给我一人打工是认可的，给我们兄弟三人打工不一定能接受。如果我现在把企业分一部分给我的两个兄弟，企业可能要乱，有人会寒心。家族分不下去，分给董事们行不行？也不行，也难。受益的是少数，冷落的是大家。分家是割肉，是分心，分掉的是精神，分得痛苦。完全可以搞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我不抵制股份制，股份制是企业发展的助推，而不是简单的分果果、争利益。”孙大午曾提议，员工工作若干年以上可享受某种终身待遇，但在董事会上讨论时被集体否决，大家担心那样会滋生好逸恶劳的陋习。 “大午集团最早是两万元起家，6个股东，土地承包的第一年，亏了8000块钱，我大哥就说，你们要是愿意退出我没意见，于是，4位原始股东在一团和气中撤出。我们最早就是股份制，这些年的实践表明，搞股份制不现实，搞不起来。职工们愿意把钱存在大午集团，拿固定的利息，也不愿冒着风险去参股，拿分红。1997年那会儿，也曾想把职工们的借款改为股权，都反对，不认可、不响应。那是唯一的一次股份制的努力，失败了。但股份制一定要搞，绕不过去。”孙志华一度坚持。 有人也在放马后炮——“如果当年孙大午把借款变成职工持股，也就没有牢狱之灾了。” 兄弟还为此争了好几回，但最终孙志华被说服，主动放弃。因为经历了去年那场突如其来的风波，大午集团职工对股份制更加敏感也更加抵触，他们担心公司的明天。 在大午集团，员工们吃的是自己生产的烧鸡食品，用的是自己加工的设备，比如，中学里的教学实验设备，鸡厂的鸡笼子等等都是自己生产，活脱脱的自给自足模式。大午集团有自己的建筑队，规模不大，但盖个房子、起栋楼，能不求人就不求人，最大限度地节省成本。大午集团养着1600多员工，2000多学生，真正花钱的地方并不多，因为他做到了自给自足。孙大午试图通过这种“自给自足”创造一个世外桃源般美好的“小社会”。“安得淳风化淋雨，遍沐人间共和年”，这是孙大午的梦想。 大午集团财务处处长卢志英也被关了40天，出来后，她发现周围的人和以前不大一样了，以前，大家坦诚相见，彼此很透明，可现在，人们做事情过多地考虑自己，自私起来了。卢志英既理解又费解，“大午人咋这样了？”孙大午承认，那场劫难留给大午人的心灵创伤短时期内难以抚平，“每每想起去年的遭遇，都后怕，人们的价值观开始动摇，大午中学也流失了一些教员。” 去年年末，哥仨儿照例和老爹老妈一起吃饭，老三孙志华说了一句，“大哥，现在人心涣散，大家跟着咱们也吃了不少苦，我看应该增加工资。”孙大午正往嘴里扒拉饭，没吭声。孙志华跟了一句，“大哥你得为大家想想，这事出来以后，对职工们的心理打击太大了，整天胆战心惊的。”孙大午还是没答腔，他担心涨工资后公司的财务承受力，因为公司的资金状况实在危险。 孙志华和孙大午争顶了几句，谁也说服不了谁。到后来，工资到底是涨了，孙大午的工资增加到3000元，孙志华、孙二午拿到了2600元，上调了900元。中层干部上浮三四百元不等，普通工人几十元。这是多年以来大午集团首次以加薪方式调动员工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安抚人心。加工资之外，孙大午还把“完成任务后予以2%、3%奖励”的规定写进了公司业绩考核办法。 18年发展，大午集团还在亿元左右徘徊，为什么速度这么缓慢？有学者指出，一定意义上来说，孙大午不是一位合格的企业家，他不以赢利为本，而强调发展，淡化经济效益、强化社会效益。根据评估，大午中学的固定资产有3000多万元，在大午集团里投资最大、占压资金最多，学校这个非赢利组织在客观上牵制了大午集团的资金流动。大午中学开办五年来，前几年一直赔钱，2003年刚刚达到收支平衡。 或许孙大午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自走出看守所后，只保留了一个职务——大午中学校长。公司的经营事务都甩给了他的两个老弟和儿子孙萌、侄女刘平。 2008年人口达到1万人，建成大午城，这是孙大午的心中之梦。尽管大午集团所在的这个“编外村庄”充满生命力，但目前还不是“合法”的聚居状态，没有行政区划，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一说起这些，孙大午的眉头就拧成了麻花。“原来政府准备批个大午新村，但出事后再没了信儿。” 坦率地说，孙大午其实就是农村改革、小城镇建设的呼告者、呐喊者，他鼓吹乡村自治，倡言共和。呼告、呐喊过后是建设、解构，然而现实给予孙大午的腾挪空间又有多少？ 孙大午的个人理想主义与做企业的现实主义能否理性对接？ “大灾”之后的孙大午和他的大午集团能否复兴远景中的光荣与梦想？在我们看来，大午集团的未来充满了与风险相伴的不确定性。对于大午的明天，我们很难乐观。 尽管如此，孙大午还是认为去年的牢狱之灾对他来说是利大于弊，“没出事前，心里不仅有困惑还有恐惧。前几年，和工商局、土地局、税务局、报社打官司，得罪了不少人、不少行政部门，总有要出大事的预感。经历了那场打击后感觉人生不过如此，我一度很想也写本自传，书名都想好了，就叫——地狱是人去的地方。” 编辑/彭雅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