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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缺少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说这话的是一个外国老板，时间是1985年。当我们在21世纪，面对资金短缺、技术落后、产业和产品结构不合理、国际性知名产品“贫牌”等诸多困扰时，特别是在企业体制改革已到了生死时速的境况下，回头再来体会这句话，的确是耐人寻味：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是什么使我们的企业家在缺位？中国企业家能否成为“资本家”？能否成为实业家？能否在功成名就后“光荣退休”则成为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在商界，走下神坛，对谁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低调”李东生，这次走在了前头 倪润峰，今年60岁，正式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 倪润峰，把一个濒临绝境的军工企业改变成后来的长虹，功不可没。功成身退，似乎没什么遗憾在心头。但是，倪润峰是个“平凡”人，他当然要考虑回报和收益的问题；倪润峰又不是普通人，他还要考虑到长虹今后的发展，担心会不会出现“路线”问题…… 这不是一个人、一个企业的问题，而是中国诸多国企面临的难题；这也不是一个企业家去与留这么简单，而是涉及到中国企业家阶层特别是中国企业的前途与命运。 世界500强的企业家，都是资本家，他们都“不怕”！比尔·盖茨在其“岗位”上进退自如，能上能下。谁做“一把手”的问题根本没有我们这么敏感和尖锐。 而我们的企业家，更多的既是“企业家”，还要是“政治家”。一分为二以后，这个人就被赋予了双重使命，第一要把企业搞上去即“保值增值”，第二是要“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第一个使命没完成，是“水平”问题，第二个问题没处理好，则是“觉悟”问题，即使被拿下也是天经地义的事。 除了倪润峰，那位被称为“中国最清廉的企业家”张瑞敏，目前正全力以赴地在进军500强的号角声中快乐并激动着。从市场化到国际化，从家电业到金融业，海尔的蓝图是他亲手绘制，这张蓝图的起点是济南电冰箱厂一个十足的烂摊子，而现在和未来的海尔，已经成为中国民族工业的一种象征。 如果“海尔”能够成为世界500强之一，张瑞敏能否成为世界级富翁？ 如果“海尔”和“张瑞敏”是一个“品牌”，就像“松下幸之助”之与“松下”，“微软”之与“比尔·盖茨”一样，中国企业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当我们在这些非常敏感的“如果”里困惑的时候，一个人，用他的机智创造了一个杰作，令所有如坠烟雾的人们看到了曙光。他，就是李东生。 国企里产生富豪，这恐怕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各级政府及国有企业领导人心中盼望而又忌讳提及的事。根本原因在于，“富豪”能够产生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所有权的界定，而这恰恰是中国国有企业的软肋。 22年前，李东生从华南理工学院分配到TCL集团的前身TTK公司做技术员时，他最大的愿望是“当一名车间主任”。2004年2月10日，TCL的开盘价锁定在9.10元。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一时点上，其董事长李东生个人财富达到了11亿元。而今他成为了中国身价最高的国有企业董事长和党委书记，这个身价足以让好几代的国企老总们羡慕不已。 从1997年李东生与他的大股东当地政府签订的“关键性变革”协议开始，在保证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共同纲领”的框架下，李东生在“TCL等于零”的状态下进行全面的体制创新，终于在2002年实现了战略性增长，在2004年获得了空前的收获。 相反，我们的企业家们，因为缺乏科技创新的“资本”，没有和企业形成“兼容”的“体制”，“换人机制”就常常表现为重打鼓、另开张似的“改革”，“短期行为”取代了长期发展战略，品牌，就成为无水之源，无本之木，缺乏它赖以生存的土壤。 缺少一个“几十年不变或恒久不变的政策（也可以理解为规律）”，企业家为什么而献身呢？ 纷纷 “下课”的企业家们，“退耕还林”？ 可以这么说，在资本说话的全球经济竞争中，优秀的企业家已经将个人的荣辱与得失抛在了脑后，他们更看重的，是事业的成功与国家的兴亡。 但是，我们不能用一个标准去要求所有的企业家，那样不科学，也不可能。 如果说，企业是各种契约的集合，那么中国的国有企业却是在普遍缺少原始性合约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至今的。谁对过去积累下的存量资产稍有染指之意，就有侵吞国资之嫌。这种方式目前几乎没有成功的——其倡导者基本都“犯了事”。 褚时健，在18年的时间里将一个濒临倒闭的小厂发展成为举世闻名的大集团，给国家上交利税800个亿，而呕心沥血的褚时健所获得的工资待遇全部加起来只有60万元。平均每给国家创造14万元的利税，自己只拿到1元钱的回报。因此当他年纪渐高即将退休、面临失去职位生活开始有后顾之忧时，他便开始伸手。一位民营企业家感慨万分，他认为在褚时健的问题上，是政策不合理在先，褚时健不合法在后。这一观点虽然有些偏激，却道出了中国经营管理者薪金制度的缺陷。褚时健触犯刑律，受到严惩是罪有应得。但由此也使我们认识到，对优秀企业家，我们应该建立一套激励与约束机制，使他们的高级劳动与收入相平衡。据悉，褚时健的继任者、现任红塔集团的掌门人年薪已涨至40万元。 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的调查，国有企业领导正常收入低于两万元的占总数的62％。而根据有关部门对中央直属40家大型企业所做的调查，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水平也非常低。4家在港企业的老总平均收入40多万元，最多的63万元。内地36家企业的老总平均年收入只有6万多元，其中最高的是中国化工总公司，年薪21万元；最低的是中国第二重型机械厂，只有1.2万元。中国一汽集团9名领导成员，1999年工资总额只有32万元。与职工收入相对比，最大的6倍，最小的只有1.3倍。而欧美企业，特别是大型跨国企业，其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待遇却是高得惊人。且不说股份及期权等收入，仅年薪就是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据调查，发达国家的企业经营者年收入是中产阶级的12倍，是普通员工的60倍，有的甚至高达100倍。通用电气退休的CEO韦尔奇在任时年薪8000万美元，而花旗银行的总裁2000年拿到了2.93亿美元。 这样的数字比较有着惊人的反差，造成这样的反差的也不都是人为的因素或者单单归于体制和政策的问题，正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企业家的宿命—— 第一，长虹、海尔和海信这样的大型国企，有一系列历史遗留的问题。一方面，没有倪润峰、张瑞敏和周厚健，就没有他们企业的发展，这一点，是事实！但另一方面，没有国有资产的支撑，没有政府的扶持，就没有倪润峰、张瑞敏和周厚健今天的风光。 第二，即使是像TCL、娃哈哈和春兰那样的非“国大”企业，在解决体制之痒上其实也并不顺利。春兰在体制改革上动了多年的手术，至今也总是拿起来再放下，反倒影响了企业的正常发展。李东生，因为不愿走上春兰的坎坷之旅，才把企业改制的步伐一再放缓。而当他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之后，他的脸上都是灿烂吗？ 第三，在历史和现实面前，非要将国营的根彻底拔掉，这是一种妄想。但如果就是认准了“一民就灵”，则更像是痴人说梦。 在迄今为止所有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中，中国的企业家是特殊的一群。以李经纬为例，他必须是经过痛苦的炼狱才能修成些正果。当年他身背酒桶沿街叫卖的背影，折射出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每一个商人的优良品质。和他一样，宗庆后也是骑着三轮车起步，柳传志是拎着粉笔靠讲课攒每一分钱，包括比尔·盖茨和迈克尔·戴尔。“婴儿的第一声啼哭，绝不是一首美丽的音乐”。而后者可以在短期内脱颖而出，一蹴而就，靠的是他们那里具有良好的市场机制，具有完善的公司制度保证。而我们无法一鼓作气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是无法在基本制度的层面上为企业和企业家的发展提供平台支持。 于是，中国的企业，总是与那些跨国公司貌合神离。有人据此放言道：“如果让杰克·韦尔奇来中国做企业，他一天也干不下去”。中国的企业家，总是因为不符合“国际标准”而看上去很“另类”。当人们面对李经纬这份绞刑架下的报告时，中国，又多了一个趟雷的企业家败类，而绝非于国于民于己三得利的扫雷英雄。 最近，十六大报告里已经将“鼓励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作为今后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一种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基于基本制度上的保障。 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是看到了另一番情景——清正廉洁，“不迷恋财富”，一手缔造的999商标的中药成果产业化第一人赵新先，还是在万般无奈之中被无情“下课”。赵新先的结局，当然要比许多落马、出逃的好上许多。但是，那心中的悲凉之中也许更多了几许惆怅。 于是，用又让马儿跑又不让马儿吃草来形容这种尴尬，非常恰当。但是，就像中国农村正在进行的“退耕还林”，因为“走过了”而“退回去”，要的是国有资产的安全，图的是社会的长治久安。而这一切都没有走偏的是，关于中国企业家的“红色预警”应该警钟长鸣才是。 谢幕后的英雄，他日何待？ 一般人来说，晚年都是一个特殊的人生阶段，一方面获得了更多的社会尊重，另一方面，由于职业生涯的结束而深感恐惧。长久以来，人们认为政治人物的命运最能凸现这种复杂心态，而在现代商业社会，成功公司的CEO们加入了这一行列。甚至，他们的故事更富戏剧性。现代社会把功成名就的光景搞得那么诱人，谢幕后的英雄们该如何生活？ 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商界，走下神坛，对谁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2000年，联想在世界PC市场的大形势下经济效益滑坡，“退休”的柳传志仍每星期打一次高尔夫，学开车，并想买支球队，他深信杨元庆有能力度过危机。果然，2001年10月联想推出蓝色家电的新产品。后任CEO有他们所成长的时代、智慧与环境，联想为企业的新老交替进行了成功的实践。 元老级的CEO，他们创造了中国当今最有价值的企业和品牌，这些企业英雄的成功，使后起之秀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将生活在他们的阴影之下。创业CEO能否顺利退出，将关系到能否成功点燃好二级火箭将企业送上正常轨道。 新老更替是一个自然法则，没有任何一个企业家可以掌握百年的经营权杖。据美国蓝德公司对全球500家大企业CEO调查统计的资料表明，持续发展的百年企业起码需要五代企业家的共同努力。如何保证企业健康持续的发展，不因企业CEO的更替而使企业受损，并就此衰落下去，培养和选择好企业接班人至关重要。 即使是那些不是被迫退休的企业家，什么样的生活能够既不会辜负、也不会掩盖他们职业生涯的荣耀？什么样的事业符合他们晚年的社会身份和创造力？ 为政府和公众提供服务、做志愿者、写回忆录都是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在西方社会，这种机会繁多。事实上，退休的CEO们乐于通过多种方式将领导技巧和经验慷慨馈赠社会，这不仅恰到好处地保持了他们的社会知名度，而且更贴近这些成功人士的内心理想。 而在中国，因为独特的生活理念，退休后“不会活”的何止那些商场曾经的风云人物？柳传志可以去打高尔夫，马胜利可能就打不起。而那些在年轻时几乎没有业余生活和业余爱好的人，一时间也无法培养出所谓的情趣。 “如果一个人一直以180英里/小时的快速节奏生活，有一天突然‘熄火'，心情会如何？”这是花旗金融帝国的缔造者桑迪·维尔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从推销员起步，维尔凭着“能用空气赚钱"的本事，先是把自己创办的证券经纪公司在数次兼并后被美国运通收购。在被美国运通开除后，他通过一连串的并购整合，使旅行者集团仅用不到10年的时间跻身财富500强。1998年，维尔导演了世界金融史上最精彩的并购案：旅行者集团与花旗银行的合并，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公司由此诞生。 2003年7月，70岁的维尔出人意料地公布为期三年、分两步走的接班人计划。就在人们对此将信将疑的时候，评论家们以对他的了解，向他推荐另一种“活法”——像J·P·摩根那样，因为担心没人能够维系他所创的基业，便拒绝退休！ 中国企业CEO的交接班还在继续，对企业来说是危机还是转机，不仅仅是接班人本人的问题。正像今年退休的美国通用电气公司CEO韦尔奇说的那样：“我的成就将取决于我的继任者在未来20年里将公司发展得如何。把我这样的老家伙剔除出去，他们才能做好自己的事。” 编辑/孙海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