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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跑到深圳打工，随后我同学蒲杰也来了。我们一起商量，是不是找一个机会可以自己做。想过很多事情，包括做土豆去皮机。后来想还是做传呼机比较好，它在中国有很广阔的前景。我和蒲杰做了一个可行性报告，然后就到处找投资。在谈的时候，我另外一个同学徐锡广，从北京来深圳旅游结婚。于是我就跟他说了这个事情，问他有没有什么关系？他马上跟老家奉化的朋友联系，结果说当地政府愿意投资。 1992年10月我们来到奉化。当初谈的是当地政府投资510万，我们技术入股490万，但后来发现需要更多的资金。他们找了一些专家来论证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并邀请我们和专家在奉化迎宾餐厅吃饭。刚开始我们不知道，进去一看，原来是隋波！隋波是我的老朋友，1989年我和徐锡广在宁波大学做研究生论文时就认识了，我们就把他也拉了进来。 绝境当时几乎天天都存在。刚开始我们租的是几间民房，吃、住、研究、开发都在那里，大冬天抱个被子就在地上睡。死亡时时刻刻在威胁着我们——技术开发不出来是死，没有钱是死，东西卖不出去也是死！ 但从开始到现在，我们都没有绝望过。1994年我们的资金极度困难，于是去找人家来合资，控制权都交给了别人。后来又分了家，就剩下一点东西，一分钱也没有。 我曾经讲过跟合作者有三种斗争——方法之争、利益之争和权力之争。但在我们自己内部是不存在这些问题的。我们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公司，有什么东西可扯的呢？因为这个事情是我最先倡议的，所以大家都推举我为总经理。再加上我跟他们三个都熟，这里面也是我年纪最大。从开始推举我做总经理，到现在没有人说要把我撵下去。股份也是大家一起商量的，不是说谁多一点、谁少一点，大家就吵得脸红脖子粗，我们基本上把这些东西看得很淡。反正做起来，大家都有钱；做不起来，都给你也没有用。至于一些经营策略，比如说我们跟不跟外面合资啊？出不出让这个控制权啊？这些大家肯定有不同意见。 但我们四个都觉得，每一个人的本事都不够大，四个人联合起来都不一定干得过人家，再七拱八挡，那么肯定要完蛋。只有四个人搞到一起才有可能搞一点儿事。 当初我们选择宁波奉化是有一些原因的。在和其它地方谈时都卡在技术入股这个问题上了，最多占30％。但奉化承诺，只要我们过来，他们51%，我们49%，钱都由他们来投。这个对我们的吸引力就比较大。有人问他们凭什么信任我们？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在真正地创业。现在很多从海外归来的所谓“创业者”也找我谈过，我一看他们就不是真正地创业！前两天还有一个博士在跟我谈，他说我回来，你给我投500万美金，一年三万美金的年薪，然后还要技术入股占40％……你想想，这是真创业吗？钱是我出的，最后这个企业失败或者亏损，他一点风险也没有。我们几个创业者刚开始时在企业每个月只拿800块钱的生活费，其它一分钱都不拿，我们引进的技术人员都可以拿到三四千块钱。所以如果不成功，我们的风险更大。 在波导发展的过程中，经过了多次股权变动。作为一个创业者，常常有人问我是不是很善于妥协。什么叫妥协啊？我认为自己是为了这个企业的发展，但并不是说这个企业就是我的。开始创业的时候，不能说是我的企业；后来跟香港人合资，他们是82.5％，我们和地方政府加起来才17.5％，也不能说是我的企业；1995年和他们分家的时候，我们创业者变成了80％，这才勉勉强强地说得上是我们的企业。但是1998年我们为了上市，又变成了国有控股企业。 这个并不是妥协不妥协的问题，我们始终是以企业的发展为最高利益，怎么有利于事业的发展，我们就采取什么样的合作方式。不存在我让出董事长的位置，我让出控股的地位，这个不需要坚持。如果你始终把这个企业抱在自己手上，养活不了他，还是没用的。 不管是国，还是民，我始终认为一股独大不是好事情，必然带来决策的独断专行，必然带来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司利益之上。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股权时，也故意设计成不是一个人说了算的状况。比如在宁波科技集团公司，我只占36％，他们三个人加起来比我多。当他们三个人反对的时候，我的意见是没有用的。但是我只要说服其中的一两个人，就可以作决策。后来我们和宁波电子信息集团进行合并时，虽然整个国有股份占51％，但是我们不允许他一家占51%。这是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是不能破的。两个力量需要制衡，如果差距太远，我们要团结其他的小股东，会很累。但是如果我们跟他的距离很近，只要说服一两个小股东，就可以否决。任何一方如果要作出重大的决定，必须开会决定。所以我认为，建立现代业制度，关键是改变股权结构。如果我想朝着有利于我的利益发展，那么另外一个股东肯定不干；如果他要朝着他的利益发展，我肯定也不会同意。最后大家统一在哪一点呢？就是怎么有利于公司的利益上来。 也常常发生比我大的股东，联合其他的小股东来反对我的事，这个时候就马上失衡了，但这恰恰是我们需要的制约效果。所以我说话经常不算数啊！因为要通过董事会，通过股东大会。有人问我苦闷吗？这个就是由制度决定的，如果老是你一个说了算，那就坏了。 在从一个创业者到管理者的过程中，也常常有人问我，你怎么看待企业家的个人生活享受？企业家不可能有个人生活享受。我相信凡是在中国叫“家”字号的，他的需求肯定达到追求社会的尊重和实现自我价值的这个高度了。如果哪个企业家还在追求物质享受，那他肯定不是真正的企业家。我认为中国的企业家最厉害的是储时健。红塔山原来有句广告语，叫“山高我为峰”。确实是这样，现在我们只能望其项背。储时健是80年代接手云南玉溪卷烟厂的，当时玉溪卷烟厂还不如昆明卷烟厂。他亲自卷着裤脚从种烟叶开始，把玉溪卷烟厂整合成全国第一纳税大户。我们现在有多少企业在为年销售额到100亿而挣扎？但红塔集团每年交税就是上百亿。那是什么概念？像我们现在吭哧吭哧才做到100多亿的营业额。这完全不是在一个档次上！ 有人说储时健最后还是没有超越物质的享受？他老了，要退休了，今后怎么办？他不知道！如果我们从他每年上缴给国家的税收里稍微拿出一点来奖励他，哪怕是1%？哪怕是1‰？他就不会有这种事情了。 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请波导公司所有的员工去人民大会堂吃一顿饭。1995年以前我们穷得不行，没想过这个事情。1996年情况比较好了，于是我们在奉化大酒店请所有的员工吃了年饭。当时我们奉化的书记也来了，他说今年能在这里吃饭，明年到哪里吃饭啊？我说人多了，我们就去人民大会堂吃去，那地方大！到了1997年，我们完成了30万台，大家就真把这当成一回事了，因为奉化没有一个酒店能坐得下了，我们就准备到北京去吃年夜饭。后来我们问这位书记，他说这样太招摇了，就算了。 整理/张小平 编辑/黄秋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