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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的三项内容可说都由历史证实了。至今仍支持斯大林的观点的人会说，历史还在发展，五十年不过是历史的一瞬间，不能排除美、英、法、德、日总有一天互相打起来，因为它们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是，如果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消亡和它领导的阵营的崩溃还不能算一个历史阶段，那是很不实际的。即便以后的发展又会有新的情况出现，过去五十年的历史发展已足够我们作深刻的反思了。 战后资本主义国家间没有爆发战争，绝对不是偶然的。就英国、法国来说，斯大林认为廉价的原料和有保证的销售市场对作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英、法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竭力要把英法变为它的经济附属品，夺取英法殖民地的原料和销售市场，英法不会无止境地忍受这种情况。看来，如何看“马歇尔计划”是关键问题之一。其实，“马歇尔计划”正是美国恢复西欧经济、遏制苏联势力扩张的具体措施。五年间（1948～1952）美国共提供了131.5亿美元，结果使16个欧洲受援国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25％，工业生产增加35％，农业生产增加10％，钢铁、化工等行业增加尤多。它的政治效果是把法国、意大利共产党排挤出政府，在希腊阻止了共产党夺取政权，在土耳其抵制了苏联要求提供基地的压力。而斯大林仅把它视为美国企图把英法变为自己的经济附属品，夺取它们的殖民地原料和销售市场，真是“一叶蔽目，不见泰山“了。 对于战败国德国和日本又如何呢？斯大林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作类比，以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和日本也必将重新站立起来，挣脱美国的镣铐。可是，资本主义的“先进分子”恰恰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避免了德国、日本重走过去的老路的危险。直到现在，美国仍竭力保持对德日的地缘政治优势，并受到大多数战时盟国的欢迎，希望美国继续起这种“稳定”的作用，因为这符合它们大家的利益。斯大林用帝国主义论的老观念坚信德日不会甘心于二战的失败，他未想到，资本主义并不是不能吸取历史教训的。 至于社会主义阵营，战后初期确实呈现一片兴旺景象。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对社会主义国家作战涉及资本主义本身存亡的问题，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不过涉及谁取得优势的问题，因而尽管理论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更剧烈，战争还是从资本主义国家间先爆发。他没有看到他所一手创建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甚至更加剧烈。社会主义阵营看似发展很快，其隐藏的危机实际是越积越深。波匈事件、“布拉格之春”、中苏破裂，不过是危机的逐步暴露。斯大林一味强调资本主义国家间战争不可避免，却不知他一手创建的社会主义阵营同样包含着战争因素，而其原因正在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同民族（主权）国家体制相对立的。 以上说明战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都脱离了传统的理论框架所预想的轨道。斯大林论断的主观主义是显而易见的，它没有什么客观根据，但斯大林的影响至深且巨，为什么？因为他的思想是同特定的体制结合在一起的。尽管这种体制在苏联东欧已经崩溃，但在一些地方仍然涤荡不尽。因此，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他的时代观与和战理论仍然有市场。斯大林体制的可悲之处正在于，它的危机越深，领导层越不敢直面现实，总是靠一些空洞的口号、堂皇的论说把世界真相遮盖起来，粉饰自己的弱点。 二大调整是战后时代的特征 战后社 会主义国家和阵营在国际战略策略上的严重失误，首先是对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认识上有较大的偏差。在这方面，最为严重的恐怕是斯大林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战后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的瓦解，使得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进一步加深。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所谓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的出现，非但没有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把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阵营推上自我孤立、内争不息的道路。这里最明显的分野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自以为节节胜利，坚持在斯大林的模式中自我陶醉，难以自拔，而资本主义却在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走上新的发展道路。 战后的资本主义面对三大挑战：一是30年代的大危机余波未尽，如何防止危机再爆发；二是资本主义两大战败国德国和日本满目疮痍、民生凋蔽，两个战胜国英国和法国也是破坏深重，百废待兴，如何使经济迅速恢复；30年代的“全球左倾”，战后苏联威望的显著上升，共产主义力量迅速发展，如何应对。总起来说，就是民生问题和革命问题。当时唯一能依仗的是美国的力量，而美国的传统政策是孤立主义。1947年“杜鲁门主义”的提出，是美国战后政策的转折点。它的目标是遏制苏联，但其手段却不单纯依靠军事，毋宁说经济手段更为重要。欧洲是美国的战略重点，所以与“杜鲁门主义”先后出台的是“马歇尔计划”。最值得重视的是，资本主义国家战后的经济恢复是同资本主义的调整密切相连的。 30年代资本主义大危机导致美国总统罗斯福实行“新政”。“新政”者就是扩大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也就是说政府干预经济，与传统的依靠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的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经济思想相背离。“新政”的实施是害怕资本主义制度被共产主义运动所吞噬，在一定程度上受了苏联计划经济的影响，但在更大程度上是西方社会民主党思想的作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要用政权的力量纠正市场的弊端。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新政”开始的调整资本主义的思潮进一步上升，特别是社会民主党在西欧成为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1947年苏联领导的共产党情报局成立时，对于西欧所谓右翼社会党恨之入骨，指责它们“用民主和社会主义辞藻来掩饰帝国主义政策的真正强盗性质。”这些党名称不一（如英国称工党、法国称社会党、德国称社会民主党），都是社会民主主义流派，大概有这样一些共同主张：政治自由主义（议会民主）、混合经济制度、福利国家目标、凯因斯主义经济学和社会平等原则。就战后资本主义所处的境地来说，社会民主党的主张是有号召力的。 最具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在英国。德国投降后，1945年7月波茨坦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英国首相丘吉尔中途回国参加大选，自信他领导的保守党一定获胜，大选一结束他就可回来接着开会。结果回来的竟是工党领袖新首相艾德里和新外相贝文。原因是英国选民害怕30年代的大规模失业和苦难再发生，故而拥护工党的通过政府干预建立所谓“混合经济”的福利国家纲领。这是工业国中第一个以复兴、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社会正义和公正的名义上台的政党，开创了资本主义的一个新时期，延续了几近30年之久（即使保守政党执政也不能或不敢扭转）。战时英国工会运动中出现的“国有化”主张成为工党的新战略，艾德里把它称之为“置国家福利于一切社会阶层之上的体现”。结果，全国20％的劳动力都受雇于新国有化的产业。30年代英国的失业率达12％，到40年代后期降到了1.3％。50年代和60年代成为英国福利国家的“黄金时期”。 法国战后的景象比英国更糟，资本主义体制已被视为“烂透了”。当政的德国社会党把国民经济分为三部分：私营的，受管制的和国有化的；国有化要服务于多重目标：促进投资、现代化、技术进步，解决垄断问题，使分割的产业合理化；把共产党控制的工会纳入复兴进程而不让它们在外面搞反对运动。此外，还实行所谓“计划化”，走自由市场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法国式的“混合经济”于此奠定基础，出现了所谓“光辉的三十年”，生产以每年5％到6％的速度增长。 战败国德国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它的地位对战后欧洲的稳定至关重要，东西德的分裂更使西德成为美国遏制苏联战略的前哨阵地。但是，由于一大部分大资本家同希特勒勾结，资本主义在德国更加名声扫地。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唯一自始至终与纳粹斗争的政党，加之战后经济的可怖景象，自然使公众向往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甚至连基督教民主党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损害了德国人民的国家和社会利益”。不过，面对来自东方的压力，“有序自由派”的经济思想得到发展。这派人认为纳粹主义是卡特尔化和国家控制经济带来的恶果，所以他们主张保持竞争性的自由市场，同时要为贫苦阶层建立社会安全网，两者的结合就是所谓“社会市场经济”。1949年的大选就是“计划经济”和“社会市场经济”的斗争，结果是各得约30％的选票。以后者相号召的基督教民主党和基督教社会党的联合候选人阿登纳，最后在自由民主党的支持下组成政府，连续执政14年，用经济学家艾哈德为经济部长，推行“社会市场经济”，带来了所谓“德国经济奇迹”。1970年西德的失业率降到0.5％。 战前已经实施“新政”的美国，资本主义没有像欧洲那样失去声誉。美国是从战争中获利的唯一大国，战后的美国经济不仅没有滑进新的危机之忧，而且呈现了繁荣。“新政”不同于西欧的“混合经济”：它注重调节而不是国有化，反托纳斯而不是崇尚集中与合理化，分散管理而不是搞计划。综合言之就是“有调节的资本主义”。战后，虽然美国较之其盟国更顺从市场的力量，但“新政”的调节架构仍然保持。经济的增长掩盖了市场的弊端，对“新政“的热情在淡化，然而，整个来说，美国经济仍处于“调节平衡”时期。突出的特点是，凯因斯主义的财政政策逐步取代了对市场的调节。换言之，以对经济的全面管理代替对市场具体运作的管理。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的经济繁荣也是凯因斯主义的高峰时期，证明经济可以通过宏观管理和税收与财政支出手段进行微调。 在亚洲，战败国日本战前就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国家，战后初期经济陷于崩溃，直到40年代末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美国才大力扶植日本促进经济恢复。50年代初，关于经济战略的大辩论以国际贸易派的胜利告终，日本自此转向“贸易立国”，经济蒸蒸日上。从体制而言，除了它自己的官僚、商人、政客三位一体的所谓“铁三角”之外，主要得力于美国带头搞的战后资本主义国际经济体制的大调整。美国认为，“培植一个美国制度能存在并发展的世界环境”，而发展经济的互相依赖是美国安全利益的关键。所谓经济的互相依赖就是说，基于自由贸易与投资使各国的经济利益从商业和金融上互相连接起来，以构成国际经济。美国的这一战略，并不是像斯大林所说的那样，只是为了夺取海外市场和原料基地，以满足一己的私利。美国的目的除满足自己的扩张需要外还要建立一种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以自由贸易为基础实现经济开放，从而增加美国的安全度。这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目的所在。不能否认，世界银行、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对于稳定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西欧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同它分不开，日本的“贸易立国”更是以它为依托，尽管它自己并不积极采取贸易自由化措施。1964年日首相池田勇人说：“因战后19年的迅速增长，日本的国民收入已达到西欧的水平。我们用不到20年的时间做到了战前80年所未能做到的事。” 对于资本主义战后的发展，用传统的观点来看，是无法解释的。上述情况说明这是资本主义进行了大调整的结果，这个大调整的特点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社会主义因素。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长期把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的帮凶，却看不见二次大战之后社会民主主义在资本主义大调整中的作用，因而也看不见资本主义的变化。这其实是对发展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很不利的。资本主义能利用社会民主主义来调整自己，表明资本主义并未僵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它的民主政治体制，如果同社会主义阵营的战后状况对照起来看，事情就更加明显。如上所说，战后社会主义在越出一国范围后就落入同民族（主权）国家国际体制的尖锐矛盾之中。这种矛盾的各种表现都说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不作调整是适应不了民族（主权）国家的国际体制的。尽管在战后初期它似乎具有非凡的活力，后来在推进落后经济的工业化上也确有成效，但从斯大林去世起社会主义阵营就走上分崩离析的道路，这种分崩离析本身其实就是大调整的表现形式。从铁托1948年最初的“以略有不同的形式发展社会主义”起，到50年代波兰哥穆尔卡的“波兰式社会主义道路”，到60年代捷克杜布切克的“一种十分民主的、适合捷克条件的社会主义社会新模式”，可说都是要求修正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企图另辟新路。 从东欧出现的不同的社会主义思潮看，大概都同西欧的社会民主主义有关，因此在斯大林思想统治的苏联眼里都是修正主义。其实，社会民主主义既能有助于资本主义调整，自然也能有助于纠正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只是这样一来势必危及斯大林模式的存在。同资本主义不同的是，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存在和发展必须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是和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密切相连的。所以对出现“修正主义”的国家，就得采取国家行动。这是苏联陷于大国沙文主义并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变为民族利己主义的根本原因。因此，东欧国家在要求改变斯大林模式时，不能不同时要求把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建立在公认的民族（主权）国家的国际关系准则上，即尊重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尊重领土不容侵犯、内政不容干涉等等。从战后的情况看，社会主义阵营的大调整确实是基于社会体制和国家关系两方面的要求。 斯大林社会主义体制的僵化同资本主义的灵活性加强，形成强烈的反差。正当苏联强化对东欧的变相“殖民主义的控制时，西方却在压力下纷纷改变“殖民主义”政策，出现所谓”非殖民化“高潮。这种反差在70年代资本主义战后第二次大调整中是同样看得很清楚的。7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其广度和深度上大概仅次于30年代的大危机。这次以“滞胀”闻名的危机，其主要表现：一是经济停滞、增长缓慢；二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三是劳动市场紧缩、失业率上升。所谓“富国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4个成员国1961～1973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5％和5.6％，到1974～1979年分别降为2.7％和2.2％。原因主要是生产投资增长减慢、机器设备老化，1973和1979年两次石油价格上涨加剧了多数国家的通货膨胀，研究 开发支出的增长速度和技术创新速度下降，行业间资源转移缺乏效用，政府规定环保、健康、安全保护支出激增加剧了成本负担。苏联当时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总危机全面深化的表现，“资本主义进入了整个战后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动荡时期。”可是，十余年后的1989年，我们看到的是象征东方阵营崩溃的开始的“柏林墙倒塌”，而资本主义的上述消极现象却得到了扭转，从而恢复了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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