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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共识”是一个深刻影响过去十几年的世界形势，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形势演变的重要术语。它几乎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另一种说法。然而，进入新世纪，“华盛顿共识”江河日下，风光不再，甚至几乎垂死。 　　冷战刚结束前后，以华盛顿为组织总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许多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轨国家硬性推出的一套经济改革政策。它一般包括三大内容： “财政紧缩、私有化、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这种政策建议得到美国财政部和华尔街的大力支持，在20世纪80年代末首先在拉丁美洲推广开来。 　　“华盛顿共识”的原义和后来的引申义略微不同。曾担任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Williamson）是这个术语的始作俑者。为了兜售他的政策建议，威廉姆森对“华盛顿共识”的定义是：“由华盛顿为基地的机构设计给拉丁美洲国家的各种政策建议的最低公分母”，即财政戒律、谨慎的公共开支方向和供给方面的税收改革。威廉姆森之后，“华盛顿共识”更加深入人心，更加具有广泛的意义，一直演变成为国际金融机构与全球金融势力的时髦意识形态，那就是金融大亨乔治·索罗斯所称的“市场原教旨主义”。 　　1997年东亚数个国家爆发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冲在“援助”这些国家的最前列。不过，该组织为这些危机国家开出的唯一方案是“华盛顿共识”，即按照全面市场经济的要求改革经济，否则，它就拒绝向危机国家提供贷款。尽管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分青红皂白的条件感到苛刻，国际上出现了一些批评国际货币基金处理东亚危机的声音，但是，多数东亚危机国家还是同意基金组织全面卷入其经济改革进程。 　　6年多过去了，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冷战后持续10年的美国“新经济”繁荣时代终结。“911”恐怖攻击事件改变了美国政府的日程，刺激经济复苏让位于国家安全与反恐战争。一个个大的全球性金融、财政、会计丑闻相继暴露。而在一系列发展中世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市场化方案不断出现大的问题，处处碰壁。在政治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下，这些国家一个个逐步走上了寻求符合自身发展与改革要求的道路。 　　马来西亚本来在金融危机期间就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泰国则在危机后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大力支持农村地区和小企业的发展。这两年来，泰国经济增长速度是东南亚最高的，达到5%左右。受金融危机打击最大的印尼决定停止向基金组织贷款，显示这个东南亚最大国家的经济形势好转，而金融风暴后的国家信心基本恢复。韩国早早地还清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巨额贷款，走上新的发展道路，而基金组织则承认当初在处理韩国危机上的失误。 　　拉美国家是“华盛顿共识”的最初试验区。在其中的一些国家，该“共识”曾经取得非凡的成就。然而，拉美国家却积累起成堆的经济、社会问题，导致最近阿根廷和巴西等接近经济崩溃的边缘，社会动荡加剧，接着而来的政局变动都把一些矢志革新的政治人物推上历史旋涡的中心。劳工出身的巴西新总统卢拉一反完全市场化的做法，强调改革、发展的社会方面，其政策明显向广大普通人民的基本需求倾斜。 　　从1999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爆发了所谓“反全球化”运动。该运动实际上是抵制“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华盛顿共识” ，呼吁市场化不能以社会分化为代价，经济与社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该相互协调发展。反全球化运动在“911事件”后一度沉寂，但很快又恢复了其活力。比如，以南美为中心的“世界社会论坛”与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经济论坛”的调门不同，后者也不得不探讨如何拥有一个更均衡的全球化这样的关键问题。 　　在“华盛顿共识”逐步走入死胡同，一系列批评国际货币基金与世界银行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大。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提出了“后华盛顿共识”(post－WashingtonConsensus)的概念，在一系列重要论著与演讲中批评不顾社会不满的市场经济全球化，号召超越“华盛顿共识”。今年在法国举行的“八国集团”会议更是呼吁“负责任的市场经济（全球化）”。 　　过去几年，许多世界性的“共识”似乎都已经终结。保护世界环境的《京都议定书》由于美国的反对而半死不活；大西洋联盟（“共识”）对未来世界的治理原则发生重大分歧，一个要单极的美国化世界，一个则要多边协调的“全球治理”世界。“华盛顿共识”不过是这些已经死亡和还在垂死的许多“共识”中的一个罢了。 　　替代“华盛顿共识”的似乎是所谓“三G”政策，即美国摩根·斯坦利投资管理新兴市场部主任、经济学家拉马柴德兰（NarayanRamachandran）所概括的“让增长持续”（getgrowth going）。 　　“三G”政策是否可行，目前下结论为时尚早。但是，“华盛顿共识”的过时，却是清楚的。需要指出的是，在探索新发展战略的时候，有必要理性回顾、反思和总结“华盛顿共识”。斯蒂格利茨就明确指出，这个共识“是不完全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误导的”。对改革中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市场机制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但它不可能是万能的，而必须善于把找到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战略：让增长可持续，让社会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