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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与企业家精神 　　公司企业家精神的本质特征主要是自治、创新、冒险、预见性和竞争性进攻。这些活动有助于推动组织成长和利润率的增长。企业家才能不是一种能够被生产出来的人力资本，而是符合某种概率分布的、稀缺程度很高的生产要素。 　　“企业家”一词源于法文，最早是由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提出，在1800年左右他曾说过：“企业家将经济资源从生产力和产出较低的领域转移到较高的领域。”在英语中，Entrepreneur即企业家意为创建企业并担任经营管理职责的指挥者。当然，只有那些有创新思维并取得卓越业绩的企业经理才能称的上企业家。 　　关于企业家理论的创建应首推马歇尔和熊比特。他们共同特点是高度评价企业家在商品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社会贡献。马歇尔在其著名的《经济学原理》中系统地论述了企业家的作用。马歇尔认为，一般商品交换过程中，由于买卖双方都不能准确地预测市场的供求情况，因而造成市场发展的不均衡性。而企业家则是消除这种不均衡性的特殊力量，他们能够透过迷雾解决这种种难题。因此，企业家成为企业“车轮”的轴心，他担负着特殊的使命。与此同时，企业家还是时间创造效用的主体；社会的进步，在理论方面是依靠研究人员和实业家，而在实际工作中则是靠企业家来完成的。因此，企业家是不同于一般职业阶层的特殊阶层，他们的特殊性是敢于冒险和易于承担风险。 　　美国经济学家熊比特则认为，传统经济理论的最大弱点在于仅限于抓住经济体系对外界条件变化的连续性适应过程，把经济的发展看成是由于人口增加，土地资源开发和技术进步这些单纯的经济领域外的情况变化所带来的。熊彼特认为，所谓资本主义的固有发展，不是对外部变化的适应过程，而是这种经济体系内部改变的适应过程，而推动这一过程的正是企业家的革新行为。企业家是支持、创造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主体。他提出了企业家是从事“创造性破坏”的创新者的观点。经济学家韦伯斯特曾说过：企业家是“一个经营冒险事业的组织者，特别是组织、拥有、管理并承担这一事业全部风险的人。”由经济学可知，“企业家才能”是新古典经济学“生产四要素”之一。它对其他三个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进行“组织”，以形成具体的生产经营过程。现代经济学的新增长理论，适应要素资本化的现实，将生产要素归结为劳动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在由这四个要素构成的生产函数中，企业家才能似被归入人力资本。如果仅仅认为企业家才能是一种管理劳动，视其为人力资本也没有错。但是，企业家才能不是一种能够被生产出来的人力资本，而是符合某种概率分布的、稀缺程度很高的生产要素。 　　米勒（1983）把企业家精神定义为冒险、预见性和剧烈的产品创新活动。这些活动有助于推动组织成长和利润率的增长。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主要集中表现在愿景、能够运作愿景的企业家、成长欲望。如个体企业家精神主要是创业精神；内企业家精神主要是内部创新活动；公司企业家精神的本质特征主要是自治、创新、冒险、预见性和竞争性进攻；社会企业家精神主要肩负社会使命，创造和维护社会价值、识别和不断追求能够服务于自身社会使命的机会、进行持续创新，不断适应和学习、行动并 不为当前所掌握资源的限制、体现为对所服务人群或社区以及资源提供者高度负责的态度。 　　企业成长与企业家精神 　　企业的成长一般有三种基本战略选择，依靠内部资源的一般性成长；购并成长；跨组织成长（网络化成长）。基于内部资源的成长是培育企业的核心资源，从而形成独特的核心竞争力；购并是为了寻求规模化，达到规模经济；而跨组织的成长就是要追求产业聚集，形成协作效应。企业的健康成长需要的是竞争优势的获取和创新能力的培育。对于竞争优势来说，其主要来源有低成本，差异化和时间三个方面。企业成长有量与质两方面，一是规模、资产、人员、利润等量方面的增长；一是企业文化、企业家精神、核心竞争力、企业理念等方面质的成长。随着企业的不断成长，企业家精神进行不断的演化，如创业初期的个体企业家精神；成长和发展期的内企业家精神和公司企业家精神；进一步做大和做强的社会企业家精神等等。企业的成长关键在于外部的集群和内部的创新，其中企业家精神的产生和外部环境的培育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对于企业创新能力，按波特的观点，主要取决于四个方面：要素条件（人力资源的质量和企业家精神）；需求条件（需求刺激创新，创新创造供应）；配套和关联产业（一批为企业提供原材料和服务的企业，它们之间并不相互隶属，而是在一个竞争市场内为竞争能力相对较强的核心企业服务）；竞争对手的结构（通过竞争不断注入创新活力，通过合作取长补短）。 　　从竞争优势的来源来看，产业集群中的企业，一种是卫星式的企业群（一系列的中小企业为大企业配套，它们之间可能是“寄生”，也可能是“共生”），一种是串联式的企业群（中小企业之间通过专业化分工所形成的具有行业特点或地区特点的产业聚集，它们之间通常是“共生”关系）。通过相互信任，默契合作，聚集在某一有利的区域，无论在信息方面，还是技术方面和资源或服务的获得方面等都具有低的搜索成本、交易成本和运输成本的优势（如小鸭集团将生产线转移至昆山；银行将总部迁至浦东新区）；与此同时，群体内的企业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在设计、服务、型号等方面实施差异化（如东莞古镇的照明灯饰）；由于集群内的企业靠利益分配机制无形地结合在一起，它们在这个区域组织内形成了一致的声音，在对付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方面（技术、市场和政策方面）能快速反应（如温州打火机行业集体应对欧盟方面的反倾销诉讼），在时间方面能够领先于竞争者从而来获取竞争优势。 　　从创新能力的培育来看，在集群的所在区域，已基本上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劳动力市场，“储备”了许多富有经验的雇员，在集群内的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流动性可能较强，企业之间的竞争一方面迫使企业要留住高素质的员工，另一方面高层管理人员的挑战也加大了，在这种环境中，企业家的精神被锻炼出来，素质得到了提高，集群内的企业在人力资源这一要素领域已基本具备创新的条件。由于在产业集群内，企业的边界是相对的、模糊的、变动的，通过利益分配、相互合作的机制，以诚信为联系纽带，共享知识、信息、技术、渠道等，如自 然界中健康的生态环境一样，在完整的食物链上，每一环节都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机制，都有“寄生”和“共生”现象，都能够有合理的“优胜劣汰，新成代谢”的进化机制。在这种动态的竞合中，企业不断地得到了提升，从整个价值链、人才链上各环节来获取价值，培育了创新的能力，获得了健康的发展与成长，企业之间在整个产业链上相互协作，发挥协调效应，为企业和整个产业的成长获得了良性的发展。 　　对我国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渊源分析 　　专栏：儒家文化传统虽然孕育却不能启动企业家精神。德国社会学者马克斯·韦伯认为：，由于儒家思想其仅有“外王”的入世理性倾向而无实际经世抱负的手段，仅有“内圣”的价值理性的信念伦理而无工具理性的责任伦理，因而无法开发出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无法提供企业家精神。 从经济根源上分析，企业家精神的生成与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息息相关，这是勿容质疑的，但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根源是什么呢？每个历史时代都有它自己的“精神”，包括人们的行为规范、价值目标、奋斗目的等，以及每个时代对此赋予的特殊性质。它表现为人的社会心态以及时代精神的发展，虽然也取决于社会的技术、法律和行政管理制度等因素，但与特定社会的文化传统有着某种内在的渊源关系。 　　这里姑且不论韦伯对新教伦理和儒教伦理估价的得失或偏颇，但他却揭示了企业家精神的生成与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内在联系。由此可见，企业家精神的生成既根植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又必定打上了一定社会历史文化和制度的烙印。 　 一方面文化传统的特质孕育企业家精神。以儒家伦理为正统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精神及行为层面上均能提供丰富和升华企业家精神所需要的文化源泉。例如，溶入民族文化血液的刚健进取，自强不息精神，激励着我们民族“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刚健自强，勇于创新；革故鼎新，创进不息的变易精神使中国文化千百年来高峰迭起，源远流长；兼容并包，开放整合的博大胸怀，吸收各种异质文化并使之与本民族文化相结合，在多元文化的交融、整合中，不断获取综合创新的活力，从而不断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化和超越；而心系社稷的忧患意识则表现为对主体社会辨证的否定精神，对现实一种理性的怀疑，对传统的批判和对未来的发展与重构，其思维方式涵盖了肯定与否定的辨证过程，在怀疑、否定、批判的过程中，表现出创造的萌动与生成的欲望。中国传统文化上述特质及儒家伦理中还蕴涵的崇德重义、修身自律、宽恕谦敬、勇于奉献、勤俭节制等精神品格都是孕育以苦为乐甘冒风险、积极进取勇于开拓、敬业乐群追求成就的企业家精神取之不尽的宝藏，它与市场经济伦理相融合，可以在更高的层面上找到与企业家精神一致的契合点。另一方面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对我国企业家精神的生成具有极大制约性。如“中庸”观念产生的竞争与反竞争的冲突；“半封闭”产生的保守与变革的冲突；“人伦、礼”产生的人治与法制的冲突；崇古与创造的冲突等等。 　 因此，儒家文化传统虽然孕育却不能启动企业家精神。在市场经济的角斗场上，在与市场经济伦理的冲撞中，儒家伦理中消极、保守的一面会受到冲击、遏制，而积极、进步的一面会与市场经济伦理相融 合，可以说，这种经过冲突、筛选、整合过的传统文化虽不会启动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却能以它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和由此产生的巨大道德力量去完善它、升华它，使之适合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