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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知谢老辞世的消息，是在去年一个夕阳斜照的黄昏。那时的确有些震惊，因为我在2002年岁末出版的《私法》上还拜读到谢老的大作。老一辈法学家长寿者颇多，近几年又不断见到谢老的新作问世，所以我曾坚信谢老当仍十分健康，未想如此出乎意料之外，同时也不禁感喟谢老曾经无奈中断20年的学术生涯，竟延续到谢老最后的日子。当晚打开电脑，看到一篇篇深情的悼念文字，一位博学而又宽厚的长者形象在我脑海中愈发清晰起来。然而，尚在求学的我当时只是一个观者，因为我不曾和谢老有过哪怕一面之缘；此近经年，想把久久不能平抑的怀念写出来，尽管我不曾和谢老有过哪怕一面之缘。 因为本科就读于一所并不以法学见长的大学，我最初听闻谢老的名号，竟然已到大四。当时我的同学围绕一份印刷不清楚的研究生招生简章，在争论一部指定参考书《票据法概论》的作者是究竟是“谢怀柑”还是“谢怀梧”。正不可开交之际，一位同学忽然说可能是“谢怀栻”吧，想到当时教授公司法的张舫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１９９７届民法学博士）曾提起这个名字，一时间大家恍然大悟，并由此忆起不久前张老师上课时所言谢老一段轶事：某位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答辩，文中注脚处有《德国票据法》的一段规定。当时谢老作为答辩委员会成员，问该研究生《德国票据法》哪一条有此规定。因为谢老对《德国票据法》烂熟于胸，知无此条方有此一问——张老师解释说。答辩者词穷，只得明言系转引得来。谢老遂正告答辩者，非直接引用定要写明转引出处。那次的一字之争，大家各自零星的记忆拼凑出这件往事，我的脑海中记取了治学严谨的谢老。 我大学毕业后攻读经济法学研究生，恩师对我民法的学习也时时督促。然民法博大精深，我常常感觉对具体实践问题还好把握，但上升到理论就一头雾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时再读谢老的著作，便有茅塞顿开之感。印象深刻的是我知道物权法定主义的内涵，却对为什么物权一定要实行法定主义一直心存疑问。后来读到谢老在《人大法律评论》上的文章，言“债权只涉及特定人与特定人之间的关系，而物权涉及一个物权人与全社会的关系，所以物权法必须要采用物权法定主义。”就是这样简短而简单的一句话，解除了困扰我多年的困惑。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我去年研究生毕业、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到远离故乡的一所学校任教。由于一段不愉快的经历，我一度也曾万分失落、无限怅惘。此时再读谢老的《毕业六十年》 ，但觉与谢老的坎坷经历相比，眼前的困境根本微不足道；与谢老的宽宏达观相较，我更加自愧不如。是啊，可以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可以在图书馆畅游书海，可以徘徊于文人雅集，可以专注于著文立言，对一个学人而言，夫复何求。 如今我站在三尺讲台忝为人师，讲到物权法定主义，自然地将谢老的论述讲述给我的学生；指导学生论文，也不禁提起谢老的那段轶事劝诫学生严谨求证、学做真人。学者也许和普通人没有什么分别，一样的无权无势；然而学者又的确不平凡，他们的学说和品格常泽被深远。我和谢老不曾会面，无缘得到谢老的言传身教，然而谢老的学术造诣和人格力量，仍然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每忆及此，除了唤起对谢老的敬重和怀念，更多的是感受到自身的责任，从而时时铭记为人师表、精研覃思，唯恐误人误己、贻害苍生。 人生一世，草木一春，境界高低，各有分晓，人们对他的离开也有不同的态度和反应：一为“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二为：“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三为“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如今谢老离开我们近一年了，除了亲朋故旧、门生弟子，还有许多未曾谋面的人也在怀念谢老。这是另一重境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