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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9月《沈阳市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有本条例规定的五种违章行为之一，发生交通事故，而司机没有违章者，由行人承担全部责任，此次条例一经颁布，便在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时一年有余，但质疑之声不绝于耳，从“强者对弱势群体的侵害”，乃至“侵犯行人通行权”、“漠视生命”等等，相关评论令笔者热血沸腾，然而“热切的心情，冷静的思考”，借助经济学工具对此条例进行剖析，却发现表面上不尽合理的规定背后蕴涵理性的因子。 “撞了白撞”之争的法理阐释的实质是在交通事故中对司机的归责原则采取严格责任主义抑或相对责任主义，即存在行人违章，发生交通事故时，司机无过错，则不承担任何责任的例外。上述两种归责原则的经济模型化，是“撞了白撞” 问题经济分析的前提。 一、“撞了白撞”的成本分析。侵权责任的法律经济分析中有著名的利尔德· 汉德法官过失公式（the Negligence Formula of Judge Learned Hand），即假设事故发生率为P，损失额为L，预防成本为B，则B＜PL时，施害人构成过错，应承担侵权责任，其经济内涵可归纳为，侵权事件中，预防成本最小的一方应承担法律责任，借此思路可以对交通事故中的司机行为进行成本分析。如果将事故中行人的损害视为经济学上的外部性问题，则社会成本是预防成本和外部成本之和，且x是司机注意程度，则单位预防成本w时，预防成本为wx，当A为事故发生的损失额，则外部成本为P(x)A，交通事故中社会成本函数为SW=wx+P(x)A，并显然有x﹡时，全部成本最小。法律规范的变化不会对社会成本形成影响，仅为司机的程度不同的预防行为设计一系列价格，但是法律科以司机大于x﹡的注意义务时，理智的决策者仍选择 x﹡,因为此时自身成本最小。但是，交通事故是典型的双边预防的侵权事件，即司机和行人的预防行为都会使事故发生的概率下降，此时的法律规则削弱了行人的预防激励，尽管从边际成本角度看，行人的预防具有较高的效率。 二、“撞了白撞”的博弈分析。司机与行人的决策构成一组博弈模型，即任何一方的行为决策依赖于另一方并对其产生影响。假设事故发生造成损失额100的，而双方参与人保持谨慎的成本均为10，并且双方都不谨慎，则事故必然发生，一方持谨慎另一方持不谨慎心态，则事故发生概率50％，但双方都谨慎，则事故发生概率下降到1 0％，依据严格法律责任，可得下表1的博弈战略组合，此时行人有占优战略（Dominant 司机 司机 不谨慎 谨慎 不谨慎 谨慎 行人 不谨慎 0，-100 0，-60 行人 不谨慎 0，-100 -50，-10 谨慎 -10，-50 -10，-20 谨慎 -10，-50 -10，-20 （表1） （表2） Strategy）,即无论司机选取何种战略，行人的不谨慎行为都是最优选择，相应地，司机有重复占优战略（Iterated Dominant Strategy），即司机认为行人必然选择不谨慎，并且依据最优原则采取谨慎行为，但本博弈的社会成本最小化的最优解是右下的战略组合，而不是右上的博弈解。当改变法律归责原则，规定交通事故中行人违章，司机无违章行为，便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时，各战略组合的成本之和不变，但成本在双方间的分配发生变化，可得上表2的博弈战略组合，此时司机有占优战略，选择谨慎，相应地，行人的重复占优战略是谨慎，则本博弈的纳什解是社会成本最小的最优解。这证明交通事故处理中，相对责任原则的法律规范是一种经济理性的制度设计。 综上分析，“撞了应该白撞”，有人或许指责其为“理性的冷血”，但笔者认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项改革措施带来的公民权利意识的复苏固然可喜，可是我们绝不应忽视权利背后的制度建设，制度的运转良好需要成本，因此制度的设计应遵循经济理性的要求，例如适用“撞了白撞”，如果极大的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的概率，不也是保障行人的生命权吗？恰有一份数据可资佐证：《沈阳市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实施后，在该市交通要道青年大街，行人或骑自行车者按线通行分别达98％与97％，行人过马路，走人行横道线比率达99％ ，与同期相比，车辆速度提高一倍，而事故发生件数下降 22.2％,直接经济损失下降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