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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各媒体竞相报导了合资企业三环相模新技术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唐晓东被解除劳动合同一案，多冠以醒目标题“北京第一个被企业解除劳动关系的工会主席”。其实，工会主席被解除劳动合同或工会主席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的此案非是第一桩。此案引发的思考确实引起了较大的轰动。北京市总工会郑重表态：支持唐晓东通过法律程序维护其合法权益。9月13日《北京晚报》报导：“备受社会关注的北京首例合资企业炒掉工会主席一事即将进入法律程序。今天上午，唐晓东告诉记者，他将根据清华大学宪法与公民权利中心法律专家的时间安排，于明天或后天前往海淀法院起诉三环相模新技术有限公司。据了解，今年初，41岁的唐晓东曾以三环相模新技术有限公司违反《工会法》及不支付工会经费为由，到海淀法院起诉，但海淀法院立案庭书面裁定驳回‘违反《工会法》’的起诉，口头通知不受理‘不支付工会经费’的起诉。唐晓东是在8月30日被三环相模新技术有限公司以“严重失职”为由解除劳动合同的，而他则认为该公司是报复自己为工人争取权益的行为。昨天，本报记者采访了这位为工人争取了不少权益的工会主席。” 　 工会主席因维护职工权益而遭到解除劳动合同的恶运，这样的事件发生在中国是不能不令人愤慨的，这样的事件竟然发生在与日本合资的企业，知情人都清楚，发生在有日资的企业此类案件并非首例，这就更加引起了民众的愤怒之情。但是，情绪不能代替法律，法律也不能相信情绪；法律只相信“法律事实”。法律事实是怎样的呢？从媒体报导的情况看，我们看到的多是情绪化很浓的当事人唐晓东的说明，却很难看到此纠纷的来龙去脉，即此案的事实情况。几费周折我们找到了这样的一则情节： 去年11月3日，公司以唐晓东向北京一家媒体提供不真实的公司情况为由，决定解除其职务，公司贴出《关于解除唐晓东总务部经理职务的决定》：解除唐晓东总务部经理职务，回家待岗。待岗期间，唐晓东应认真反思，写出深刻检查。当天下午海淀工会回应认为 唐晓东反映情况属实。今年1月9日，经过海淀区劳动部门三方协调会，三环相模公司撤销原决定，恢复唐晓东工作岗位，补发两个月工资；今年3月，海淀区卫生局在检查三环相模公司的集中式供水及生活饮用自备水源井时，发现该公司从2002年开始就没有换发卫生许可证。这期间，唐晓东正担任该公司总务部经理的职务。公司认为由于唐的失职给公司带来经济损失，三环相模公司决定解除唐晓东劳动合同。这一情况公司已经向上级工会进行了汇报。唐晓东回忆说，正是考虑到公司不合格的饮用水会影响职工健康，他向海淀区卫生局举报了公司的饮用水卫生不合格的情况。不过没有想到的是，公司从2002年开始就没有复检和换发卫生许可证。8月30日，公司通知唐晓东被解除职务，并给唐两天的时间交接工作。在该公司交给唐晓东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上，表明原因是唐在任总务部经理时存在失职行为。唐晓东承认，自己应该承担未复检和换发卫生许可证的责任。但他表示，自己承担的应是“领导责任”，由于此事由设备科专门管理，设备科的消毒人员应承担复检不合格的责任。他认为，根据《工会法》，自己不属于严重过失，不应被解除劳动合同。 从上述情节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的是，公司究竟是解除了唐的“总务经理”的职务还是解除了唐的“劳动合同”。该案向海淀区法院提起的诉讼请求就更让人莫名其妙：“违反工会法”和“不支付工会经费”。如果用人单位只是解除了唐某的总务经 理的“职务”，那么此案不在法律受理的范畴。因为这完全是用人单位内部管理的权限问题，非法律调整的对象。如果用人单位解除的是唐某的“劳动合同”，按照法定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则应当首先提请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 据报导的情节而言，就本案来说，用人单位并没有说明因唐某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而解除其劳动合同，而是以其担任总务经理期间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而为由，唐某自己也认为其应当承担“领导责任”。那么，以此为由，无论是解除其职务还是解除其劳动合同，都是冠冕堂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二十五条四款规定，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其劳动合同。严重失职和造成利益重大损害，如果法律法规没有具体界定，用人单位则具有自由裁量权。可见，以此为由解除唐某的劳动合同也不为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规定看，根本就没有关于不得解除工会主席劳动合同的规定。工会法第十八条规定： “基层工会专职主席、副主席或者委员自任职之日起，其劳动合同期限自动延长，延长期限相当于其任职期间；非专职主席、副主席或者委员自任职之日起，其尚未履行的劳动合同期限短于任职期的，劳动合同期限自动延长至任职期满。但是，任职期间个人严重过失或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除外。”此规定是针对工会主席劳动合同是否延长而言的，并非是指不得解除劳动合同。工会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工会工作人员因履行本法规定的职责而被解除劳动合同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恢复其工作。就本案而言，用人单位并非因唐某“履行职责”而解除其劳动合同，而是以其失职行为为由。由此可见，运用工会法维护唐某的劳动权益，并不存在有力的根据。我们或许可以凭理智或者感情，知道唐某为维护员工的利益而遭到了打击报复，无论是被解除职务还是被解除劳动合同，但是，法律只相信“法律事实”，法官不可以依理智或感情作出案件判决。从“法律事实”分析，认定用人单位对唐某的处理则尚未有明显的不当之处。此案的解决途径无外乎两条：一则是本级工会或上级工会依照工会法请求劳动行政部门予以处理，事实上，对唐某在去年11月被解除职务的做法，就是采用了这样的办法解决的；二则是就唐某被解除劳动合同而提请劳动争议 仲裁，当然，如果仅仅是解除其职务，无论劳动仲裁还是人民法院都不便于受理。 对此案的感言，我们认为：第一，法律和法律所认定的事实与案件的事实是不完全一致的，法律只相信法律事实；第二，运用法律维护权益选择的途径及切入点必须准确，要与法律制度本身一致；第三，工会及工会工作人员履行工作职责依法的同时还需要掌握各种技巧。